“月亮湾”轮是一艘货运船，2023年，承租人因为经营不善，拖欠了租金，船东打赢了官司后，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扣船。

“月亮湾”轮停运后，船上19名船员丢了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被拖欠了136万余元的工资。船员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离开“月亮湾”轮后，大多数船员只能在家务农或者打短工，生活举步维艰。

有的船员“被欠了5万多，下船后一直在家务农，没什么收入。”，还有的船员“欠了差不多有10万块钱，家里有还有四个老人要养，还有一个学生......”

由于船员们在湖北宜昌下的船，他们向管辖地法院武汉海事法院起诉讨薪，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是，因为船舶涉及的融资纠纷在上海处理，武汉海事法院无法处置船舶，被执行人也没有其他可执行财产，船员只能到上海申请参与船舶拍卖款的分配。

上海海事法院执行局的董晓南法官回忆起登轮扣船时场景，心中感慨万千：“我们扣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驾驶室有个小桌板，上面写了一句话‘法院执行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这句话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员触动非常大。这不仅仅是19位船员，而是19个家庭，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妥善解决这个案子的决心。”

由于涉及民生问题，上海海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推进拍卖，最终，“月亮湾”轮以770万的总价成功拍卖，比起拍价溢价了54%成交。

“月亮湾”轮找到了新主人，12-24，董晓南法官一行马不停蹄前往湖北宜昌“月亮湾”轮的临时停泊地交付船舶。

董晓南法官告诉记者，对于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来说，出差是家常便饭。为了这起执行案件，他已四至宜昌。“第一次是去扣船的，第二次是去做船检和船舶的评估，第三次是验看船舶的状况，这次是船舶交付。”

下了火车之后，驱车二十多公里，法官一行到达了“月亮湾”轮停泊的锚地附近，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林子，视线突然豁然开朗，一片开阔、澄清的长江水跃然眼前。从岸边向长江中心眺望，“月亮湾”轮就在不远处。而抵达“月亮湾”轮剩下的“最后的一公里”，摆渡船成了最佳选择。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董晓南对于这条路线已经驾轻就熟了，从小船爬上大船，然后穿过几艘紧挨着“月亮湾”停泊的船只，再通过一个窄小的爬梯就可以直接爬上“月亮湾”了。董晓南打头阵，在前面带路，时不时提醒后方注意安全。

由于“月亮湾”闲置多时，楼梯、护栏等角角落落上结满了蜘蛛网，每走一步都能扬起尘土。几经辗转，法官才到达位于四层的驾驶舱，身上已落满了灰尘。拍拍衣袖，来不及耽搁太久，董晓南又马不停蹄筹备起了船只交付所需的文件。

“这是‘月亮湾’所有权转移的证明书、成交确认书、移交完毕确认书…一共五份文件已经给您了，麻烦在这儿签个字、盖个章。”

文件交接完成，董晓南法官带领各方一同验看船舶整体情况，并告诉买受方，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找自己。

至此，船舶的拍卖和交付都已经完成，但推进执行、帮船员们讨回工资款仍然困难重重。

董晓南法官表示，被执行人有近2000万的债务，包括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债务800万左右，船员工资款136万多，燃油等费用100多万，以及融资借款合同纠纷300多万等。

根据法律规定，这些债权人的受偿顺序也有先后之分。

董晓南说，内河船的船员不享有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优先权，由于“月亮湾”轮是内河船舶，船员工资无法优先受偿；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产生的债务是属于有抵押权的债务，排在优先顺位，因此，拍卖款应当优先偿还给融资租赁纠纷的债权人，也就是船东。

然而，这部分债务就已经达到了800万元，仅这笔欠款船舶拍卖费都无法偿清。执行法官该怎么解决船员的工资问题呢？

董晓南法官表示，现在有两个预想方案：“第一个，我们会召开债权人会议，看看能不能通过协调，让排名在先的债权人做出一些让渡；第二个，我们会在法律上寻找突破口，设法让海船船员和内河船员在船舶优先权上拥有平等的权利。”

显然，这一趟执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此至宜昌，法官们还有另一个任务，那就是去19位船员的家里做家访，了解船员家庭的生活现状。董晓南说：“这些人家比较分散，几乎没有在同一村的，我们只有两天时间做全部家访，有可能要在晚上开夜车、开山路。”

从“月亮湾”停靠的锚地到船员所在的宜昌市秭归县，将近两百公里的距离，其中山路就占了三分之一。相比平坦的城市公路，同样公里数的、蜿蜒曲折的山路显然没那么好走。

董晓南首先要去的是住在胡家坪的崔先生家，崔先生曾在“月亮湾”轮上做机工，已经在船上工作了15年，这位老员工被拖欠了近8个月、54000余元工资。如今崔先生家靠打零工和家里的几棵橘子树维持生计，家里还有两位80岁的老人和受伤在家待业的孩子需要照顾，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了崔先生家的生活情况，法官也告诉了他们目前的执行困境。

“如果正常分配的话，您的工资可能拿不到，我们法院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拿到一些钱，我们尽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希望你们理解。”

紧接着，董晓南一行继续赶路，去下一户家访对象向先生家。向先生家住在山上，山路崎岖，为了方便寻找，向先生妻子驱车在前引路。层峦叠嶂，岩高谷深，越往山里去，路也变得越发陡峭、险峻。翻山越岭20多公里无名山路，法官们终于来到了向先生家，此时已将近晚上9点钟。

向先生被欠了96000余元工资，他家有一个正在读研的女儿，还有两位老人要赡养。向先生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在其他船上打短工，断断续续，没有稳定收入，他们迫切等待着这笔欠薪。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董晓南的身体出现了不适，喉咙愈发沙哑起来，不过，他继续耐心地向船员家属释明执行的现实困境：“船员工资可能会分不到，但是，我们法院在积极想办法解决，这次过来也是向你们通报一下，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你们争取一部分。”

紧锣密鼓完成一天的行程，回到酒店已经零点了，稍作休息调整，法官们还得继续第二天的家访行程。

回到上海，法官们继续推进计划的执行方案，不过遗憾的是，设想的两个方案都以失败告终。

关于找船东让渡的方案，董晓南法官说：“船员不是船东配备的，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们也没有义务去承担船员的工资，而且船舶拍卖的价款仍不足以支付他们所被欠的这部分钱款，再让他们垫付这笔钱，难度非常大。”

关于另一个方案——在法律上寻找突破口，让船员们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董晓南法官表示，他们找了南京海事法院、武汉海事法院共同协商探讨，但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做法律上的突破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程序和时间，这条路也存在困难。

设想的两个执行方案都无疾而终，无奈之下，法官们只能另辟蹊径。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法官们继续各地奔波，寻找线索。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法官们在武汉南京出差奔波了十余次，跑了长航局、海事局、银行，做了详尽的外围调查。

经过一番调查后，法官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被执行公司的大股东作为实际控制人，在经营中将公司的收入挪做他用，才会导致无法完全支付船员工资。

法官从这点入手，终于说动了被执行公司的大股东，同意分期支付员工工资。

12-24，船员代表来到上海海事法院，签订和解协议。

协议约定，船员们的工资款以五年分期的形式支付，第一笔钱，大约45%的工资会先打给船员们，解决船员的燃眉之急。

时隔近3年，船员们终于拿到了应得的工资款，前来签署协议的船员代表难言激动之情。现场，船员代表王先生情不自禁声泪俱下：“我们打工的，也不容易……有什么事我跟你们打电话，这个协议你们一定要帮我们监督执行下去好吗，谢谢。”

“这个事情你们放心，我们负责到底。”执行法官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