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依托复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优势， 2014年，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成立，到今年12-24，正式迎来建院十周年。作为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这里汇集文理各专业学科人才，首创领域内交叉研究模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推动纸质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在全国乃至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为何诞生在复旦？一句话概括，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也是在这一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在调研过程中获知，复旦大学藏有40万册古籍，而与此同时，古籍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经过几百年流通，我们的古籍破损率很高。”陈思和还提到，这一现状并非复旦独有，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

所有文物中，纸质文物最难保护，好在复旦古籍盈库、名师云集，为学校深入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2014年11月，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议和支持下，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挂靠复旦大学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家古籍保护研究院，由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院长。

一位高分子科学家，为何一头扎进古籍保护？多年来，杨玉良时常会面对这样的发问。十年前，他第一次从古保专家口中了解到行业最为头疼的难题——古代纸能保存上千年，现代纸却最多只能保存三百年、甚至几十年，不管是古籍修复还是再造善本，在全中国都找不到一种很好的纸张。

“纸张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分子材料，与我的专业不谋而合。”从科学家的视角，杨玉良一下就弄清了问题所在——纸张的寿命和纤维的长短、纤维素分子链的长短有很大关联，造成古代纸、现代纸寿命区别的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纤维素分子。古保院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纸张研发。

浙江开化纸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纸张，因其耐老化、寿命长、细腻洁白、簾纹不显、温软柔润而著称，曾是明清时期最名贵的书籍用纸。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项技艺在清同治后中断了百年。

在杨玉良带领下，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通过科研攻关，明确了开化纸的起源、造纸工艺、植物原料和纤维特性，成功“复活”了失传百年的开化纸，保存寿命可达千年以上。借鉴开化纸的成功经验，海南沉香纸、山西桑皮纸、延安马兰纸，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又能长久保存的中国传统纸张，都在陆续“复活”的路上。

一张张轻薄坚韧的古纸，不仅承载了复旦人对于文化传承的深厚情怀，更蕴含了一种开阔而深刻的学术研究思路。由此，研究院更明晰了职能定位，那就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整合复旦大学图书馆、高分子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文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等院系的学术力量，突破古籍修复的消极保护范畴，主动将科学研究和现代技术深度融入古籍保护之中。

学科交叉，既能在古籍保护的科研征途上创新求索，也可赋能高端人才培养。2015年，在复旦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的倡导下，古保院开风气之先，首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专门培养古籍保护高端人才。截至2024年7月，复旦已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109名，博士7名，人数几乎占全国半壁江山，其中不乏海外留学生。不少人毕业后学以致用，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保护古籍，并不意味着将之束之高阁。相反，让更多人看见古籍、理解与传承文化，才是终极目的。全国首创的“金秋曝书节”已连续举办八年；“藏书故事大赛”使古籍保护理念走出课堂；线装家谱制作培训班让小学生们学习掌握中国传统家谱形式以及主要装帧艺术……古保院的一系列品牌活动，找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古籍中蕴含的文化魅力可亲可感可及，走进千家万户。

不仅聚焦汉文古籍，复旦古保院近年来也开始向少数民族古籍进一步拓展，包括藏文、维吾尔文、阿拉伯文等。此外，近年来，复旦古保院逐渐与世界各大高校、单位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机制。

十年来，古保院先后成立复旦大学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书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筹），实现从单一古籍研究的点上出彩到古籍、字画、档案等纸质文物研究的全面开花，更踏上了从文物修复保护拓展到涵盖艺术创作在内的全方位文化构建与传承的新征程。

展中华文化，播撒九州雅韵；汇四海之力，共护人类瑰宝。十年砥砺，新程再启，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让中华文化血脉永续流淌，复旦古保院任重道远，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