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近1/4地区生产总值，集聚全国约30%的高新技术企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各地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强强“链”合 协同发展开花结果

每12分钟下线一台“全长三角造”的机器人：轴承来自温州、伺服电极来自衢州、谐波减速机来自苏州......上海新时达机器人超级工厂联合上下游12家企业，能够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地制造出“全长三角造”机器人。

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上海本地，提供由芯片、软件等组成的“大脑”，向西约200公里外的江苏常州，提供作为“心脏”的电池，向南2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提供完成“身体”的一体化压铸机，通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在长三角已逐渐形成新能源汽车的“4小时产业圈”。

既做好“自己的事”，更做好“共同的事”，六年来，长三角各地各扬所长、相互成就，持续推进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插上翅膀。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给出了一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232008.48亿元，几大核心城市在GDP总量上继续领跑全国，新晋“万亿城”数量也越来越多。比如南通，通过积极参与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建设，深化与上海、苏南等地区的合作，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3%，达到9414.4亿元。

产业链深度融合，也在助力产业结构加速迈向中高端。在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的产业规模已分别占全国的3/5、1/3和1/3。最新数据显示，长三角产业链联盟数量已经高达19个，其中超过半数聚焦于新质生产力。

在杜德斌看来，联动融合的长三角，不仅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还为其他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样本，尤其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于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杜德斌也坦言，从实践来看，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发展仍存在一些挑战，比如，产业链各环节信息流动不畅、产业链各主体利益失衡、区域壁垒并未完全破除、技术标准尚未统一等等，未来，仍需在协同的基础上更加有的放矢，形成“上下联动、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区域合作机制。

“新”潮澎湃 重塑城市创新网络

产业链分工协作“熟门熟路”、配合默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也在有力有序推进。

作为长三角建设跨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战略，G60科创走廊从“上海松江科创走廊”1.0版起步，历经“沪嘉杭”2.0版，最终发展为9城共建的3.0版，其跨界合作机制不仅有效打破了行政壁垒，还推动了创新资源的共享协作。截至2024年6月，G60科创走廊九地GDP占全国比重上升到1/15，研发投入强度均值达到3.77%，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1/7，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2.59%，科创板上市企业数超全国1/5。

在G60科创走廊的带动下，整个长三角的创新也跑出了“加速度”。近三年，长三角区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率位居第一，达到332.2%；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集聚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22台大科学装置、2377个服务机构和3180家科研基地；长三角科研合作网络密度提升0.04至0.74，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等大城市为核心圈层，浙江、徐州、无锡、宁波、温州等城市不断趋近的长三角科研合作共同体。

“科技创新不应该只沿着产业链继续进行，更重要的是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迈向更高质量的创新共同体，长三角还需主动作为”，杜德斌表示。

这个“突破”何以实现？杜德斌认为，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是关键。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整个研发投入的比例只有6%，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例都在15%至20%之间，因此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刻不容缓。

而从高校和科研院所本身来说，也需要深化科技评价体制机制改革，积极为科研人员创造“10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让广大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专心科研、潜心科研、醉心科研。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余杭区人工智能小镇

“除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杜德斌指出，应该充分发挥骨干型科技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同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水平，尽快实现从0到1，再从1到100的突破。

“放”手一搏 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通达江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开放是长三角区域的最大优势之一，更是长三角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到三省一市共同打造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长三角印记。

协同开放，交通是先行官。面朝繁忙的太平洋主航道，如今长三角以上海、宁波舟山港为核心，南京、杭州、苏州等16个港口为骨干，其他港口共同发展的港口群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欧班列（合肥）常态化开行，货运不间断、航班不停飞，路线已覆盖18个国家、147个站点城市，累计发运海铁联运32万标准箱。

长三角地区还是全国自贸区启动最早、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上海自贸区率先建成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支撑全国超1/4货物贸易量的数据处理；不产“一滴油”的浙江自贸区，依托制度创新打造油气全产业链；2022年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500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其中自贸区贡献一半；安徽自贸区探索企业开办“一页一证一码”等改革措施，“一照通”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85%以上。

在杜德斌看来，沪苏浙皖在对外开放方面，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上海作为龙头城市，一直在着力提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江苏则更注重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浙江的开放特色在于民营经济的活跃和创新驱动的发展，而安徽侧重于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四地各自发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高层次的协同开放，通过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和合作，包括中欧班列、国际陆港等项目的建设，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未来，长三角要打造外向型经济的新高地，应该将制度型开放作为主攻方向”，杜德斌表示，长三角应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透明的营商环境，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走向海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