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位于上海老城厢乔家路地块的旧区改造受到了来自于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期笔者将与大家一起“行走”在这条拥有着丰富历史人文底蕴的马路上，一同去追寻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老上海旧事。

乔家路（一）

沙船富商与宜稼堂

乔家路宜稼堂，乔家路77号，此地包括一旁的乔家路113号“梓园”这一片在清朝康熙年间原为进士周金然的宜园，乾隆年间时归乔光烈所有（有些资料中也写作乔光然），道光年间时又归于当时的沙船富商郁泰峰（郁松年）家族名下。

宜稼堂为郁氏家族于道光年间建造，抬梁式构架、榫卯结构，四合院布局，共三埭，每埭五开间。第二埭大厅屏门上原挂有“田耕堂”匾额（故而有些资料中也把宜稼堂称为田耕堂），宅东侧据说原还建有戏台。

宜稼堂内景

宜稼堂堂主郁泰峰（郁松年）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沙船富商，其家族除经营沙船业以外，还广泛涉足钱庄、典当等领域，在当时曾享有“郁半城”的美誉，可谓富甲一方。1855年小刀会起义失败后，郁泰峰在以“资敌之嫌”被清廷罚去白银20万两后居然仍有实力再向清廷助银20万两，由此可见其财力之盛。

宜稼堂也曾是近代上海著名的藏书楼，郁松年爱书藏书，即便是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期间，他仍旧一如既往的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份“雅兴”，后来清廷大员李鸿章、丁日昌和著名学者王韬等也时常会“闻书香而来”。

宜稼堂细部

说郁泰峰家族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曾经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沙船业”，沪上的沙船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元明清三代大一统王朝时期首都及其周边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南方的“漕粮”，这些“漕粮”原本可以通过“大运河”输送至北方，但因当时运河不畅，故而朝廷开始启用沙船将原本的“漕粮”由“河运”转变为“海运”输送到京城，其中虽屡有兴废（如：明清时期都出现过的“海禁”），但上海港的航运贸易总体上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沙船老照片

19世纪中叶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是上海沙船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太平军东进并控制了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后，通过运河将“漕粮”运送北上的方式再次受阻，清廷于是决定江浙一带的“漕粮”均由上海运送北上。这一举措极大的刺激了当时沪上沙船业的迅猛发展，以郁氏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沙船商也因此而获益匪浅。

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国外轮船及其相关技术的相继进入，沙船业的黄金时代由此转瞬即逝，原本沪上沙船业大鳄们的命运也由此出现了分化。比如严同春沙船号果断转型，开始涉足地产业，其家族在沪上的声望与地位也继续高歌猛进，在旧上海时曾有“严半城”的美誉；与之相比同为沙船富商的沈氏家族则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在清末民初时逐渐没落，其家族位于南市花衣街和王家码头路一带的沈家大宅于上世纪20年代时被严氏家族购入，后严氏家族在沈家大宅建筑样式的影响下于30年代在当时的福煦路建造了另一幢两进四合院式住宅，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中路816号，现此地为“解放日报”社使用。

延安中路816号原严家老宅

郁氏家族受“沙船业”不景气等影响在郁泰峰去世后也开始逐步走向衰弱，大约在清末民初时，沪上闻人王一亭从郁家后人处将郁家原来乔家路的部分产业购入其自己名下，也就是后来的“梓园”。

如今的“宜稼堂”整体情况令人担忧，2019年1月中旬发生在这里的一场火灾给这样一处历史名宅的保护敲响了警钟...

急需修缮的宜稼堂

王一亭与梓园

梓园 乔家路113号，原为沪上名人王一亭在上海的主要住所，因园内曾有一株百岁梓树而得名。

王一亭

王一亭是近代上海著名的书画家、实业家、慈善家、宗教界名士，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协理等重要职务，他在加入同盟会后曾给予过革命党人极大的经济资助，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二次革命”中，在众多“上海买办巨头”纷纷离开“革命党人阵营”乃至于出现“倒戈”的情况下，王一亭却能依旧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从而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此举颇得后世“溢美之词”。

梓园西式门楼

“二次革命”的失败可能是王一亭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以后他的重点开始转移到书画、公益等事务上。在书画领域，王一亭早年曾获徐小仓指点，后师从名家任伯年，除擅长绘画人物、花鸟、走兽、山水外，尤其擅长于佛像（王一亭自己为沪上佛教界著名的大居士），他的作品除在国内闻名遐迩外，在日本也广受好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王一亭通过义卖书画赈济灾民，灾民们以“王菩萨”相称，日本天皇为表示感谢特派日本建筑师来到上海在王一亭的“梓园”内为其建造日式风格住宅一幢（也有说法日本设计师是在原有建筑上改建），加上原来园内已有的诸多中西风格景观，这一时期的“梓园”风光达到了鼎盛。也就在此前的1922年，“梓园”还迎来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造访，一度被传为佳话。

梓园内的主体建筑

梓园的看点颇多，沿乔家路的西式骑门楼中间可见由吴昌硕题额的“梓园”二字，园内主体建筑风格多样，由日式菱形瓦，意大利与哥特式窗户、古典主义的廊柱等融为一体，一旁的原佛阁在继承传统中式建筑飞檐斗拱等元素外，正立面以四根西式柱子撑起，不免会让游客观后颇感惊讶。

吴昌硕题额“梓园”

梓园内原佛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华界”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试图“请王出山”出任伪职但遭到王一亭拒绝。1938年11月王一亭在沪病逝……

现“梓园”已不复往日辉煌，除门楼、主体建筑、佛阁外其余景致已难觅踪迹，“七十二家房客”成为了这里的“主题” ……

“七十二家房客”的梓园

九间楼与徐光启

九间楼 乔家路234-246号，原为明末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的故居。该建筑为抬梁式木架构、榫卯结构，虽经岁月流失部分原貌已失，但其中的梁、柱、斗拱、青石柱墩、楼板等多为明代遗存，是上海现存少有的明代宅第。

九间楼

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城南太卿坊祖宅，此宅相传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据称前门原设在现乔家路南侧不远处的俞家弄，北临乔家浜（现乔家路），整座大宅共三进，现在我们看到的九间楼只是当年徐家祖宅楼阁的一个部分，而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徐家汇”名字的由来则是因为徐光启曾在当地建造农庄别业以作为农作物试验与着书立说之所。

徐光启的事迹想必各位读者都不会陌生，他与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以及后来由他自己编撰的《农政全书》是他一生中最为知名的两处亮点。在徐光启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作为一名科学探索者的孜孜不倦，更能看到他身为一名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怀天下，明朝晚期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徐光启为天下百姓计开始在桑园（大致为现桑园街）与露香园一带开辟试验田尝试种植高产农作物，结果在对于福建甘薯的种植试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成果后来在他上报朝廷后被迅速推广到全国，为晚明的饥荒起到了适当的缓解作用，时至今日，甘薯种植已遍布全国各地，此间亦有着徐光启的一份功劳。

徐光启与利玛窦

徐光启位于城南太卿坊的老宅后来在明清变更之际的战乱中被损毁大半，抗战中“九间楼”又遭到轰炸被毁两间，如今“幸存”下来的旧物已经不多，更应倍加珍惜。

陆伯鸿与俞家弄老宅

另外位于乔家路南侧不远处的俞家弄193号也是一处鲜为人知的名人名宅，这里原为实业家、慈善家陆伯鸿在上海的住所之一，据称是陆伯鸿的先人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徐光启后裔的手中购入的，后曾有过改建，现仍有陆家后人在此居住。

陆伯鸿

大宅为抬梁式木架构、榫卯结构，平面布局为三合院式样，从南至北前后三埭。第一埭院内铺青石板，听住户讲过去青石板下安有水缸，就算遇到雨天地面也不会潮湿，第二埭为正宅，五开间，其间雕梁画栋，楼上部分区域曾作为过私宅小教堂（陆伯鸿是天主教信徒），内宅为三开间平房，松木梁柱并全部杉木装修。

俞家弄陆宅入口

陆伯鸿是在研读近代上海史时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尤其是在南市老城厢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他的名字几乎与这段发展史如影随形，在电力、交通、工业、教育、慈善等各领域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如在交通领域，华商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的通车就与陆伯鸿有着极大的关联。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市老城厢迎来了一波新的发展契机，鉴于当时外商在租界内已开了有轨电车的先河，时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的李平书为长远考虑竭力向沪军都督陈其美建言在南市也开设由华商自办的有轨电车并得到了陈的支持，而这项重任后来就是由陆伯鸿来主持完成的，陆伯鸿在主持这项工作期间除了公开发起招股集资外，还亲赴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并通过观察人流量等方式以确定最终的行车线路。12-27，在近代上海史上由华商主持运营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行车线路大致为沿车站前路（现中山南路）至外马路，至十六铺的大达码头处往访行驶，陆伯鸿在为这些电车做外观设计时还别具匠心的在每辆电车的车头都安装上了“绿、白、红”三色彩灯，以取其名字“陆伯鸿”的谐音，结果被传为佳话，为华商电车做了一个很巧妙的宣传，提升了其社会的影响力。

俞家弄陆宅内细部

又如在慈善领域，曾经位于陆家浜畔普安桥南（现普育西路）的大型慈善机构“新普育堂”也是由陆伯鸿主持设立的。普育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9世纪60年代，时任上海道台的应宝时在目睹众多江浙难民因战乱而涌入上海县城后露宿街头，于是便萌生了开设善堂的想法，这也就是“普育堂”的由来，早期的普育堂位于淘沙场（大致为现淘沙场街，文庙附近），是近代上海最早官民合办的善堂之一。进入中华民国后，“普育堂”在失去官方经费来源及救助对象日益增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难以维持，1912年陆伯鸿在市议会的公推下开始负责起在新址开设“新普育堂”，新堂于当年4月在陆家浜畔普安桥南正式开办，与老堂相比新普育堂在各项救助的种类上更为完善，管理也更显规范，除此新普育堂内还专门附设有“习艺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式帮助那些受助者习得一技之长以便在当时的社会能够糊口。经费问题同样也是“新普育堂”在运行中的一大难题，陆伯鸿也曾为此东奔西走苦心支撑，自行垫款就此成为了这位陆大善人的家常便饭。

陆伯鸿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后在上海遇刺身亡，关于这场遇刺的经过在由许国兴、祖建平主编的《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陆伯鸿在抗战中）宁愿响应政府号召，将自己企业的客轮自沉于长江中，以阻止日军向西进犯南京，也不愿放弃慈善事业。人们发现陆伯鸿居然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试图解决严重的难民危机，为此甚至同意参加日本人主持的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12-27，陆伯鸿在吕班路（现重庆南路）住宅前乘车准备前往新普育堂办事时，遭两名伪装成卖橘子的男子袭击身亡，终年62岁。其死因始终是个谜。据称，可能与他接触日本人有关。也有说，那两名袭击者是军统特工”。对此读者们可能会以“晚节不保”或是“忍辱负重”等词汇来评价陆伯鸿最后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他对于老城厢发展所作出的那些贡献。

俞家弄陆宅内的楼梯

结尾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在乔家路及周边还隐藏着一些极易被忽略遗忘的历史遗址，如乔家路143号，据说这里曾是明代名将、书法家乔一琦家族的旧宅，乔家路名字的由来就与这个乔氏家族有关；又如在与乔家路相连的药局弄上曾经有过一座药王庙，过去许多施诊送药的善举都会在这里进行；还有如位于乔家路北侧深藏在天灯弄深处的“书隐楼”，每一位有幸步入其中的访客都无不会惊叹于其间那些巧夺天工的砖雕...希望这些散落在乔家路片区内的“文化珍宝”都能在这次的旧区改造中得到精心的呵护与专业的修缮，衷心祝愿乔家路的未来会更好。

乔家路与药局弄口

乔家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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