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不相信法律，我是不相信人。”12-25，失去自由达10年的刘样贵，在一封写给代理律师的信中写道。

信中，刘样贵自称江西景德镇监狱的“顽固抗（拒）改（造）分子”。他曾先后5次被关禁闭，共坐了近一年的“牢中牢”，只因他从不认罪。

12-25，与妻子郑雪娥在浙江萧山打工的刘样贵独自回江西贵溪老家，除了看望留守在家的两个儿子，更重要的是筹集1万元与亲戚做药材生意。不过，一周后的12-25，同村杂货店老板刘长文被人砍死家中，使他所有的计划破灭。

刘样贵被当地警方认定为刘长文被害案的嫌犯。其后，江西鹰潭市中院以抢劫罪两次判处刘样贵死刑立即执行，最终江西省高院以未指明的“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为由改判死缓，而定刑依据不过是刘样贵在案发第6天与第7天接受警方盘问时做的两份有罪供述，以及刘长文之妻——一位不明来历哑女的指认等证言。

江西省高院刘样贵案卷宗。

但自案发第8天被移送至看守所之日始，刘样贵就否认作案，迄今已有10年。

今年1月，江西省高院接收了刘样贵的申诉材料，5月告知已受理。不过，刘样贵现任代理律师、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鹏彬说，立案与否至今未见答复。

杂货铺命案

12-25上午，赶回老家周坊镇长塘村筹钱的刘样贵，来到村里杂货铺刘长文的家。因杂货铺里经常有人打麻将，那天刘样贵也将3名麻将搭档约到了此处。刘样贵的询问笔录记载，麻将直到当天下午5点才结束。

7小时后，当晚12点多，同样在杂货铺，老板刘长文却在自家卧室里被砍杀，倒在血泊中。案件卷宗记载，此时，刘长文之妻王某某和三岁的儿子也在卧室里。

随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吴鹏彬律师在起草的申诉书中称，卷宗显示受害人被砍死后王某某抱着孩子去找人，走时还锁上了家门。住在刘长文家对面的刘某（刘长文侄女）在询问笔录里说，案发当天凌晨，王某某带着孩子敲门。“一开门就用手比划着，用手挨着自己的头。”刘某以为刘长文打了她，便领她和孩子到屋里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16分，王某某醒后才叫上刘某等亲戚到自家卧室，然后报警。

警方对现场进行勘察发现，刘长文头部多处被砍伤，手臂、身上也有多处刀伤。其家中电闸被断开，罪犯作案后从二楼开窗逃走，卧室地面留下多处28厘米长的血鞋印，根据鞋印花纹，确认为同一人所留。勘验检查笔录显示，现场共提出4份血鞋印和4份血迹。

血鞋印。

刘长文在家中被害，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庄。警方随后对案发前几天在刘长文家打麻将者、长塘村及邻村重点人员进行排查。

吴鹏彬律师说，办案民警刘进祥在2008年3月江西省高院法官做的一份谈话记录中透露，当时警方曾以仇杀为侦查方向调查同村另一名男子，只是两天后侦查方向发生了转变。不过，警方未在案件卷宗里解释排除该男子的原因。

作为排查对象之一，12-25与15日，案发当天在刘长文家打麻将的刘样贵，两度接受了警方询问。刘样贵在询问笔录中提及，回家的目的是向信用社贷款1万元做生意。案发第二天，他与其他村民一样去围观，“一直待到11点钟”，然后去找了贷款担保人。刘样贵之父刘堂胜的笔录也证实了借钱一事。他说，12-25信用社打电话要做家访，而他直接拒绝了贷款，因为亲戚可以每人凑2000元借给刘样贵。

不过，仅隔一天，12-25，刘样贵的命运便急转直下：被贵溪市公安局传唤后，当天下午5点就做出第一份有罪供述。

从卷宗资料看，警方传唤刘样贵，与哑女王某某的反应直接相关。卷宗记载，12-25上午10点，警方拿出10张长塘村吉田组村民的照片给王某某辨认，看到刘样贵照片时，“王某某神情激动，立即抓住刘样贵的照片往外跑去，一直跑到刘样贵家，大声哭叫。”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贵溪市公安局发出的《继续盘问审批表》上，明确记录王某某“对照片指认并将办案民警带到刘样贵家中”发生在12-25。

就此时间上的差异，贵溪市公安刑警大队于12-25出具的情况说明指出，16日实为17日，系笔误。但在吴鹏彬看来，警方有说谎之嫌，16日的审批表不可能依据17日的线索，这是为了“减少他们按照王某某指认然后刑讯或诱供的嫌疑”。

在刘样贵做出第一份有罪供述的当天，其妻郑雪娥也被警方从浙江萧山接回江西。12-25，郑雪娥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回忆，当她还在浙江打工时，丈夫刘样贵曾在电话中说起村中发生命案一事，只是她未想到丈夫会成为“杀人凶手”；到江西后，警方曾反复询问丈夫回家的目的。

12-25，郑雪娥见到了被刑事拘留的丈夫。

“他说当时被打了，要是不承认会被打死的。”郑雪娥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刘样贵当时的情绪很低落。“如果按照他们写的来承认，就不打你，一句一句地过。”郑雪娥清楚地记得丈夫当时说的话。

会见完郑雪娥后，刘样贵于当天做出了第二份有罪供述。不过在申诉状中，刘样贵指出这次口供和录像，也是“打了一顿，还排演过的”。

在两份有罪供述中，刘样贵如是描述作案动机与经过：因为觉得刘长文家开杂货铺，会有些钱，就选择到他家偷点钱，被发现后带着早已准备的柴刀将刘长文砍死，随后将柴刀丢弃在路边，又烧毁作案的衣服和鞋子。

随后警方带着刘样贵寻找作案工具，却一无所获：既未找到柴刀，也未发现作案的衣物和鞋子。关于后者，刘样贵指认了一堆灰烬。

刘样贵指认焚烧衣服与鞋子处。

借钱的经历、目击证人王某某的指认，以及两份有罪供述，使刘样贵身陷囹圄。12-25，贵溪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出具的破案经过中如是称：“刘样贵素有盗窃嫌疑，案发前曾到处借钱没有借到。”

哑女心智与血鞋印之谜

12-25，刘样贵在做出第二份有罪供述的当天即被移送至贵溪市看守所，此后开始翻供。次日的讯问中，刘样贵即表示不知自己因何被刑拘并拒绝签署笔录。

一个月后的12-25，警方宣布逮捕时，刘样贵直接否认杀害刘长文并再次拒绝签署笔录。

“在刑警大队关押期间承认杀人，进了看守所后就再未承认过。这是比较少见的。”刘样贵的现任代理律师吴鹏彬说。

不过，一个月后，检察院还是批捕了刘样贵。三个月后，鹰潭市中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刘样贵的审判一波三折：12-25，江西省鹰潭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样贵持刀潜入刘长文家盗窃，被发现后将刘长文砍死，构成抢劫罪，判处死刑。刘样贵不服判决上诉，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同年12-25，在证据相同的情况下，鹰潭市中院再次判处刘样贵死刑。刘样贵再次上诉。然而，次年12-25江西省高院第二次二审时，态度已悄然改变。该院认定刘样贵犯抢劫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其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改判死缓。不过，何为“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决书避而不谈。

就相关记录来看，四次庭审的主要争议集中在：刘样贵是否遭到刑讯逼供、哑女王某某的指认是否可信，28厘米的血鞋印是否属于刘样贵，以及除血鞋印外无其他客观证据到案等。

刘样贵在申诉状中指出，入看守所时做的体检显示他手腕脱臼、身上多处拉伤。但在判决中，鹰潭市中院和江西省高院都认定两次有罪供述合法有效，予以采信。

作为目击证人，哑女王某某本身来历成谜，而其心智是否具备作证能力，庭上双方各执一词。卷宗记载，12-25和12-25，王某某曾两次在手语老师的翻译下，通过照片指认刘样贵为凶手。因为案发当晚有月光，王某某可以看清凶手。2007年4月，警方委托上饶精神医学司法鉴定对王某某作精神鉴定，结论是她精神活动正常，有作证能力。

但刘样贵的代理律师简润涛在第一次一审的辩护词中便提出质疑：案发后能在邻居家睡到早上6点才报案，显然不正常。而庭审时，出庭作证的王某某迟迟未能做出指证，庭审笔录记载，哑语翻译讲到王某某的意思是指认照片里有凶手，但没有指明是谁。

更让简润涛坚信王某某证言不可信的是，2008年3月江西省高院二审法官再次调查时，王某某没有指认刘样贵，相反带着所有人员到邻村指认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

吴鹏彬也指出，哑女王某某目睹丈夫被人砍杀却未立即喊人抢救与报警，反而跑到亲戚家睡到天亮后报警，哑女心智正常与否值得怀疑。“如果哑女的精神、表达正常，那么邻村的老头也杀人了？”他质疑道。

但江西省高院的二审判决，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至于庭审的另一争论点——本案的客观证据，吴鹏彬说，案发现场应该留下很多痕迹和物证证据，比如刘样贵供述用木棍断开电闸，从二楼进入一楼，凶手杀人后又从二楼开窗逃跑，甚至与刘长文接触过程中也会留下伤痕，但对指纹、木棍等，判决书均未提及。

“没有任何指纹提取，也没有凶手的血液、毛发，这很奇怪。”吴鹏彬说，刘样贵的申诉状中提到警察曾到看守所提取其指纹，因此“不排除隐匿了现场提取到的指纹”。

现场提取的唯一客观证据，便是28厘米血鞋印。不过吴鹏彬翻阅卷宗发现，12-25刘样贵的询问笔录记载，他当时穿的皮鞋是39码、24.5厘米。

在吴鹏彬看来，该尺码鞋子本身长度约28厘米，但人在行走时鞋底不可能百分之百跟地面接触，除非有滑行，不然鞋印通常小于鞋长本身。换言之，留下28厘米血鞋印几无可能。而所有的判决，都未对血鞋印与刘样贵鞋长之间的差异作出解释。

去年12月，吴鹏彬专门找到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人孙教授。孙教授在咨询意见说明中表示，28厘米脚长对应的鞋子应为44码左右，身高则在175厘米至178厘米之间。“刘样贵是1米67（厘米），穿鞋是39码至40码，显然血鞋印不能认定是刘样贵的。”吴鹏彬说。

此外，刘样贵的供述中提及，作案时的衣服和鞋用蚊帐包着全都烧毁。警方对刘样贵指认的灰烬提取做了痕迹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蚊帐类纺织品燃烧后的碳化物。但吴鹏彬认为，鉴定结果不能说明灰烬和作案衣物的关联，而且若是后者，灰烬中应能提取到纽扣、拉链或鞋底的残留物，而警方报告中未出现上述残留物。

关于灰烬来源，刘样贵称，这是他烧掉清扫出的火腿肠塑料皮等垃圾留下的，警方“故意把烧垃圾的事情嫁接到案子里”。

同样对于作案凶器，按照刘样贵的有罪供述寻找，前三次庭审均未到案。其后，江西省高院第二次二审前的调查显示，12-25办案法官询问了办案民警刘某，刘某承认在村里池塘中打捞出一把刀，他认为此刀乃凶器且为刘样贵父亲所弃。吴鹏彬律师指出，倘若如此，此刀应为案件的核心证据，但最后不仅未作为证据使用，警方也未围绕物证展开调查。此刀如今去向不明，这是另一令人感觉蹊跷的地方。

12-25，吴鹏彬指着电脑中的案发现场照片说，刘样贵描述的作案情节与之有出入。据其供述，死者刘长文坐起身，顺手从后面抓住他的裤子，随后被拖下床跌坐在地，砍杀发生在此之后。这一过程，难以造成死者阴茎根部深达6厘米的伤口以及床上喷溅的血迹。

拒不认罪

自入看守所之日起，刘样贵始终否认杀害了刘长文。而在狱中，因为“从不认罪、不伏法、不服从管教”，2009年至今他已被关了5次禁闭，最长的一次关了三个月。而对于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徒刑、日常考核和劳动工效表，他也“从未签过任何名字”。

为了排遣自己的冤屈，刘样贵用日记完整记录自己的狱中生活，学习法律知识和总结自己案件的疑点。与此同时，包括最高检、最高法、省高院、省高检、全国人大工委、国家信访局在内所有他认为能起作用的部门，他都寄去了申诉状。

12-25，申诉了四年的刘样贵终于盼到回应。他在一份回忆此次复查的信件中写道，一位景德镇市驻监检察员提审了他。

当年7月，他又得到一个更好的消息，江西省高检委托景德镇市检察院复查他的案子，一位王姓检察官告诉他用了两个月看了全部案卷，发现疑点很多，不过要耐心等待。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近日试图联系这位王姓检察官，不过他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景德镇市检察院称此人已退休。

2013年刘样贵看到希望后，郑雪娥也为他在打工地苏州请了一位申诉律师。律师向江西省高检递交申诉材料。直到2015年，在刘样贵不断询问下，驻监检察官才告诉他，省检察院决定不再抗诉，律师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刘样贵在12-25的一封求助信中披露，省高检回复申诉律师不抗诉的原因是：“多年来只有刘样贵一人在申冤，而家人没有申冤；而死者的家属多次上访闹事。”

江西省高检不抗诉答复函。

刘样贵无法接受这样的答复，因其这些年一直与家人有联系，对家中情况了如指掌。郑雪娥说，刘样贵服刑后不久，2009年刘样贵的父母相继离世，去世时都不足60岁。“唯一的儿子出了事，他（刘样贵）爸妈不怎么说话了，感觉是抑郁了。”郑雪娥说。

为抚养两个儿子，郑雪娥常年外出打工。她说，20岁的大儿子因先天脑瘫和双腿残疾，如今一人守在老房子里，自己照顾生活起居；14岁的小儿子则长年生活在外婆家。

“我理解你，知道你很困难，也不想让你为难，但是我是冤枉的，我就要申冤，没死我就会申诉下去。”在一次会见中，刘样贵这样告诉郑雪娥。

由于2013年看到的那次希望迟迟没有书面答复，刘样贵想到以死来对抗。他在求助信里写道：“（2015年）12-25，我决定以死、绝食来要求省检出具刑事申诉回复通知书。”

两天后，江西省高检向刘样贵发出答复函：“经我院刑事申诉部门审查认为，该案不符合抗诉条件。”他的希望破灭了。

“我们当时是多么幸福的6口之家，我们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情。”郑雪娥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刘长文因小儿麻痹症瘸腿，他们的大儿子也是残疾人，刘样贵因此非常同情刘长文，更不可能去杀害他。

去年9月，因为看到吉林刘吉强冤案平反的报道，郑雪娥又委托吴鹏彬继续为刘样贵代理申诉。今年12-25，他们向江西高院递交了申诉材料。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近日向江西省高院了解到，他们已于今年5月受理了申诉，不过目前仍在走合议程序，还无法确定能否立案重审。

“我一直有这个信念，迟早有一天会找到真相，我就靠这个支撑我的。”郑雪娥说。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