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疫，基层社区就是一个个前沿阵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许许多多新老居村委干部、机关下沉社区干部们，拼尽全力在“打仗”。他们有过痛苦、无助、彷徨、焦灼……但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始终推动着他们勇毅前行。我们记录下一个个镜头，一个个片段，无法概述全貌，惟愿历史记住他们的付出——

4个闹钟

周朝敏 嘉定区江桥镇嘉蓝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

 3月某个凌晨，一切在忙乱中开始：周朝敏接到上级指示，小区有密接，要封楼。之后，他就没日没夜地奋战在社区，以办公室为家，每晚被4个闹钟吵醒，黑眼圈越来越深。

  00:25、4:25、5:00、6:00，这4个时间点，是周朝敏手机里的常设闹钟。每次响铃，他就顶着熊猫眼，看一眼手机上每一个防疫工作群，根据更新的信息及时调整当天工作，这已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我们和志愿者除了承担小区的核酸检测、抗原筛查、转运隔离等防疫工作外，还守护着每位居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保障。我内心不止一次打过退堂鼓，但社区需要我们，我退无可退。”周朝敏说。

  如今，嘉蓝社区的抗疫日报长久显示：“今日阳性确诊：无。”周朝敏相信，再过不久，他和所有的社区一线工作者就能取消设在凌晨的几个闹钟，安心睡个囫囵觉了。

师傅来压阵

  杨兆顺  全国劳模、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开车者）

  “师傅，小区封闭管理了，居民有些恐慌，您能过来压压阵吗？”12-26晚，接到爱徒张斌打来的电话，65岁的杨兆顺赶紧从嘉定家中赶到他曾经的“属地”普陀紫藤苑。

   紫藤苑是一个近8000人的大社区，大都是老公房，老年人、困难人群较多。小区突然闭环管理，基层压力很大。

  小区集中核酸采样的那几日，连日大雨。杨兆顺撑着伞跟随着队伍缓缓前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和居民拉起了家常。“老杨，是你呀！”“老杨，你能来我们就安心了。”

   忙碌中，老杨发现了不对劲——张斌一个人“大包大揽”，负责对接所有事情，饭也没空吃上两口。“抗疫是一场持久战，靠牺牲个人精力应战，迟早扛不住。得招募更多年轻人来帮忙。”杨兆顺说。

   得到老杨的指点后，张斌理顺了流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志愿者的热情，他这个“总控”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孩子念高三

 夏俊峰 青浦区赵巷镇崧鑫居民区书记

   “儿子，你烧得真棒，看着就好吃！爸妈都在社区忙，今天还要给居民发物资。收下吧，这是爸爸的爱。”12-26中午，看着儿子发来的一张诱人的鸡翅图片，青浦区赵巷镇崧鑫居委会书记夏俊峰心里涌上一股暖意。他通过微信给儿子转了笔钱，金额是520元。

   “为啥给我钱，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们辛苦了，忙完早点回办公室休息呀。”发了个“害羞”的表情后，夏俊峰的儿子夏海韬收下了这笔钱。小夏今年读高三，这段时间父母天天忙得不着家，小夏一边在家上网课，一边还要照顾86岁的曾祖母。

   夏俊峰妻子也是社区干部，两人已经很久没回家。“家里除了读高三的儿子，还有我年迈的奶奶。我们夫妻俩不在家，我儿子说，他就是‘家长’了。我听了心里挺暖的。每天晚上，儿子会和我简短视频通话，聊聊一天做了哪些习题，老太太情况咋样。儿子这么懂事，我在一线抗疫，心里安定了不少！”

“再说我就要哭了”

   

刘苗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香港丽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图片来源：东方网）

   12-26，一条四分半钟的电话录音刷屏朋友圈——“再说我就要哭了”的居民区书记刘苗，一夜之间让众多网友“破防”。

  事情发生在12-26上午，录音里的护士是小区居民，她住的楼是封控状态，她打电话给刘苗，希望能回医院上班。

   刘苗当时穿着“大白”防护服在做核酸的现场，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我不敢做主，现在只要你能够承诺，你确确实实是返岗，那我就放你出去。”“你出去了也可以回来，但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纯粹是为了工作才可以出去。”“你既然是医务工作者，为了上前线你就去。”“这个事情不能讲了，再讲我要哭了。”

   刘苗告诉记者，当时确实有点压力，怎么做居民工作他懂，但怎么防疫不是专长。当时建议护士先把核酸筛查做了再出去。之后她把承诺书和相关证明都发来了，就放她出去了。

  刘苗是位转业军人，自2021年夏天开始，到香港丽园当了居民区书记。他说：“我们小区有1383户，居委人手不多，都住在了居委会，我们在这里，老百姓就不慌了。”

配药不能拖的

  王韵 嘉定工业区越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右一）

  王韵走得飞快，“大蓝”服在她身上摩擦出“刷刷”的声音。她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放了无数个小塑料袋，每个小塑料袋里都装着社保卡、病历本。“每次来医院都有厚厚一叠！少则几十张，多则上百张。这也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进出医院有风险，一次能多配点就多配点。”

   她去嘉定区中心医院为居民配药。有的人有新版社保卡，有的老年人还没换，是旧版社保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不能用的话就要自费建卡；有很多老年人是外地的，没有本地社保卡，也要自费建卡，建卡信息在老年人提供的塑料袋里，她要翻出塑料袋、拿出小纸条、递给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挂好全部的号，领药环节也十分复杂：医院取药有一号、二号两个窗口，有的药需要在一号窗口取，有的药需要在二号窗口取。取好药后，还要一袋一袋对照单子分拣。好不容易分拣完，个子矮小的王韵扛着一大袋药，匆匆往医院门口走去。

  “能快一分钟是一分钟，缺药的居民眼巴巴盼着，不能拖的！”

扫帚当作扁担

胡坚， 黄浦区委组织部干部，下沉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

   蒙西居民区有个由7个楼栋组成的片区，一度疫情严重——其中5个楼栋有居民“阳”了。90后胡坚主动请缨，承担这一片区的居民服务工作。

   160多户居民，每天的生活物资堆积成小山。为减少感染风险，胡坚不请志愿者帮忙，全是一个人手拎肩扛。7层高的老楼没电梯，穿着“大白服”的他，每幢楼每天至少上下跑两次。碰到政府发放物资的日子，他要从早送到深夜。

  为能尽快将物资送到，他找来一根扫帚扛在肩膀上，前后挂着装满居民物资的马甲袋，一层层运上楼。小伙子瘦高的身影，拖着大大的马甲袋，让人心疼。

生化马桶是啥

   乔峰 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江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3月底，28岁的小伙乔峰临危受命担任江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江阴居民区是个老旧小区，一些居民还在合用厨卫，防疫压力大。让合用厨卫的居民足不出户，难！

   乔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一些零星爆发阳性的楼栋内，为合用厨房的居民送餐，减少因为做饭引发的交叉感染。后来，街道还给居民发放了生化马桶，这种马桶可以迅速将排泄物固化，可容纳100人次使用。发放生化马桶时，一些居民很难接受，不愿意在本来就拥挤的家中放马桶，乔峰他们就耐心解释，减少接触才能阻断病毒的传播，现在只好请大家委屈一下。

   50多天下来，乔峰的手机里新增了两三百微信好友，几乎都是居民。居民有事发微信给他，他必定回复。为此，他每天最少要回复上千条，哪怕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隔街大哭

 

李云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多伦居委会干部

  12-26，浦西封控前一晚，社区要求家住外区的居委会干部住进社区。李云的家住在杨浦，孩子爸爸是普陀区一位派出所民警，早就在半个月前住进了单位，家里只有儿子一人。她决定带着11岁的苗苗一起住到居委会活动室。

  每天回到住的地方，虽然已经累瘫，但看见儿子酣然入睡，她还是快乐的。

  然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位志愿者不幸感染了新冠，得知确诊的消息，居委干部们都快崩溃了。大家既怕自己感染，更怕自己回家传染给家人。那一晚，他们以纸板箱为床，在居委会活动室打起了地铺。为了防止传染，苗苗也被临时安置到了社区其他地方。

  李云打电话给丈夫述说了情况，他立刻请了一个小时假来看望。深夜，站在居委会门口那条熟悉的马路上，李云让丈夫不要过来，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他们两两相望。

  那一刻，李云多日的委屈、恐惧、担心都涌了上来，站在马路的这边，第一次放声大哭。丈夫静静地看着他，慢慢地安慰。大哭一场以后，李云心情也好多了，决定继续回去战斗，丈夫也转身回到了他的战场。

再委屈也要扛

   江文强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瞿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4月的一天晚上，江文强接到一个求助电话——92岁独居老人在房间内摔倒了，亟须送医。

   老人是一位阳性确诊病例。52岁的江文强立即穿上“大白服”，赶往老人家，叫来了救护车，还把老人背下楼，送上救护车。老人的一位亲戚也住在该小区，上了救护车，陪同老人前往医院。

   一波三折。老人是阳性患者，必须前往定点医院，但居委干部当时并不知道该院没有骨伤科。老人亲戚发现该医院无法解决老人的诊疗需求后，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居委会责问。

   当晚，老人被闭环送回了家。由于摔伤，老人一日三餐与上厕所都成了大问题；而转运到定点医院，还在等待中……

   “这事只有我们扛了。”之后几天，江文强每天都会穿上“大白服”，到老人家里送餐送药。老人居住的房屋9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老人无法使用，需要在屋内用痰盂解决大小便。江文强每天会将老人的大小便一并消杀处理。

最快的施救者

 

张志平  杨浦国一（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左二）

  凌晨4时许，张志平刚在居委办公室的躺椅上眯了一会儿，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书记，我爸刚才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动不了！我自己被封控在家里出不来，怎么办？”

  睡意全无。张志平一听楼栋号，立即反应过来，这是一家“阳性楼”的居民。“老年人最怕摔跤。”他急忙穿好防护服，向居民楼跑去。

  到达现场后，张志平看到老先生躺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动弹不得，老太太受了惊吓，在一旁束手无策。

  张志平立即蹲下身试图把老人扶起来，却发现老先生太沉，一个人无法抬起来。他便急忙打电话给居委主任倪华来帮忙。两个人合力，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到卧室的床上，并做了急救措施。

  小区里不止一次出现“阳性楼”里的老人在家摔倒的情况。“在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居委干部是最快的施救者。”

帮转运居民照看狗狗

 

潘海鸣  杨浦新江湾城尚浦名邸小区居民区书记

  5月的某天，尚浦名邸小区一天内突然出现了两个阳性楼。阳性户里住着一位外公和一对母女，还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成员”——一只法斗。

  母女俩转运当天，年轻妈妈紧张不安地对潘海鸣说：“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唯有狗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放心离开。”隔离点不允许带宠物，又不能把狗留在家里5天时间无人看管。潘海鸣提出，让狗狗临时寄养在居委会，由他来照看。

  于是每天早晚，居民们都能看到潘书记牵着狗在楼下遛狗。他在居委会腾出了一个房间给狗狗暂住，定时给它换水、换狗粮。狗狗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刚开始会不安地叫，潘海鸣每天细心地观察狗狗的饮食、排便状态，和它逐渐熟悉起来。他说希望能解决被转运居民的后顾之忧。

  在这场疫情中，潘海鸣的父母、女儿和妻子都先后感染了新冠，而他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我妈最先感染，我爸还是肿瘤晚期病人。”7岁的女儿刚确诊时一直咳嗽，妻子焦急地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当时很无助。

  如今家人都已无恙，但他至今还未见过他们一面。

遥远的一公里

陈超  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下沉社区干部

  凌晨时分，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平安办干部陈超接到一位父亲的求助电话。“我们一家三口都确诊了，我和爱人分别被运到了不同的方舱，现在家里剩下一个7岁的小朋友，第二天一早要转运。你能帮帮忙，把他送到我所在的方舱吗？”

  这是从外地来上海工作的一家三口，住在长白社区一栋公寓楼里。陈超连夜联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临时安排不出车辆转运小朋友。他查了地图，这位父亲所在的方舱离公寓距离约1公里。“没有专门的转运车辆，最快、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我自己陪他步行过去。”

  第二天一早，陈超穿好防护服，又随身带了一套防护服，到公寓里找到小朋友。他把随身带的防护服给小男孩穿上，用夹子夹住长出来的部分。陈超背上他的全部行李，一大一小就出发了。

  他们沿着图们路一路走，街上没有人。小朋友生着病，穿着大白又很闷热，一路上走得很艰难。“爸爸就在那边等着你，加油！”陈超一边走，一边喊着“1，2，1，2……”的口号，给他打气。1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20分钟。

  陈超自己有一个3岁的孩子，对于这位父亲的焦虑，他感同身受。“我当时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小男孩送到他爸爸手上。”

不要怕，师徒一起扛

  梁慧丽  党的十九大代表、普陀区桃浦镇原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莲花公寓小区7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5%，小区闭环管理期间，子女不能进出照料。“守护好他们”这个重要使命，就扛在了莲花公寓党总支书记张群丽（小张书记）和居委会7名社工身上。

   自12-26以来，67岁的梁慧丽毅然背着行囊进驻莲花公寓居委会，每天和居委干部同吃同住。她安抚小张书记说：“不要怕，我们师徒一起扛。”

   连续奋战一个多月后，4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居委会忙活的小张书记，晕倒在梁慧丽面前。梁慧丽立马把她搀扶着坐下，又给她冲泡了一杯糖水，喂她喝下。自己却背过身去，眼泪哗啦地流下来，“他们都是好样的！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瘦了10多斤，看了让人心疼。特殊情况下，睡眠无法保证，吃的方面可不能再含糊了。”

   从那以后，每日三餐，梁慧丽都会亲自去镇里拿好，再给居委干部们端送过来，盯着他们一口一口把饭吃完。

突然间很难过

   苏澔翔 宝山区淞南镇淞南九村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左）

   驻守居委一个多月，高高瘦瘦的小苏书记看起来更单薄了，嗓音也变得沙哑。

   头两天睡行军床，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因为工作太过劳累，一躺下他就能立刻睡着。看着挺结实的床，睡着睡着都有些塌了。

   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微信。为了不错过一条居民求助，小苏随身携带两个工作手机。

   小苏的妻子在另一个社区工作，也不在家，两个孩子全靠丈母娘和丈人照看。这一个多月里，小苏没啥时间和他们视频通话。

   “4月初，孩子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爸爸，老师让我们看一个腾讯视频学习，我不会操作。当时我正在忙，只能和他说，爸爸没有时间，你和老师说一下，这个课先不要上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挂掉电话之后，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

一个劲往前骑

  陈力夫  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下沉宜川四村支援

  由于宜川四村居委干部在工作中不慎“中招”，相继全部被隔离。陈力夫和另外7位下沉干部临危受命，迅速转换角色，以“临时居委干部”的新身份，出现在了宜川四村居委会。

  让95后陈力夫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早期的抗原试剂发放。

  那会儿，他的三轮车骑得很不熟练。“就是死马当活马骑的那种，一个劲往前骑。不太会拐弯，也不知道有倒挡。到拐弯的地方，就跳下来推着车走。”陈力夫说。

  当时，其他几位下沉干部都在有事忙碌，原本和他配合的几位居民志愿者所在楼被封控了。他就一个人骑着三轮车，硬是完成了90多个楼栋、2.3万支抗原试剂的分装、发放，足足从下午2点，一直忙到晚上8点。

  一个多月来，他不仅运用法律特长为社区制定了团购公约等，连三轮车也骑得很熟练了。

艰难的暗夜

  郭丽瑾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山九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吃住在居委办公室近50天的郭丽瑾，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

   去年5月，她被诊断为视网膜静脉堵塞，前前后后做了7次手术，至今左眼几乎失明。本来，3月她要去医院复查一次，可来势汹汹的疫情打断了计划。特殊时期，她每天要处理大量手机微信群信息，用电脑操作表格时，右眼常因使用过度而眼压升高、造成头疼。

   最忙碌的日子里，她一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熬夜工作。因为眼疾的缘故，走夜路对郭丽瑾来说特别困难。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行走在居民楼之间的小道上，她时不时会出现失去平衡的感觉。“最开始走夜路真的特别累，人也会晕晕的，现在好多了，慢慢适应了。”

吃螃蟹的人

   张立民  杨浦区四平社区同济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在一个居民区内部划分出小型的“封控区”，此前并无先例，张立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成功了，可以使居民不再陷入14天的‘封控循环’。”

  12-26，同济新村检测出一个阳性病例，张立民带领居委把筹划已久的小型“封控区”方案付诸实践。

  “以阳性楼为中心，包含前后左右的多个楼栋，以小区主干道和绿化带作为分界线，围合起一块区域。”小型“封控区”用高1.8米，一面蓝色、一面灰色的轻钢铁皮围合而成。除了居民楼以外，区域内还要纳入物资防疫车、垃圾清运车、消防车、120救护车可进出的通道。

  “书记，我们楼栋离阳性楼远，为什么要划进去封控区？”“划分标准有什么依据？”……每天，张立民每天都顶着巨大压力，跟居民做大量解释工作。

  “划分原则一定要考虑周全，哪些楼、哪些道路应该囊括进去，我们都经过仔细推敲。”分区地图每天都在更新，居委会动态地会向全部居民进行推送。

   以前，只要小区里有一栋阳性楼，整个小区就是封控区，14天重新开始计算。如今划一块，清一块，解封一块，让这个有着270个楼栋、6000多名居民的大型社区看到了希望。

母子相见

陈依诺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城新村居委社工

   社工小伙陈依诺和母亲都没想到，2个月来母子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急救室。

   3月初，陈依诺去支援浦东机场一线防疫工作。从机场回到住地，隔离期满后，12-26，他住进居委会，转战抗疫新战场。  

   12-26临近中午，忙完居民出门证办理、核酸采样工作的陈依诺，脱下“大白”后不久突然呼吸不畅、手脚痉挛。紧急送医后，他被诊断为“换气过度综合征”，经过4小时抢救，病情稳定下来。

   在医院，这个先后在浦东机场、社区抗疫累计40多天的95后小伙，终于见到了从抗疫一线赶来的母亲。投身工作的母子俩，2个月来第一次相见。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母亲哭了，病床上的陈依诺反过来安慰她，“你看，我还好呀，没事的。”短暂相聚后，依诺母亲又匆匆离开，返回工作岗位。

白发丛生

 

孙廉 嘉定区江桥镇新江村党总支书记

   “村里人说我头发白了好多，我本来没注意，自己拿着手机拍了张照，才发现果然如此，也许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吧！”摸了摸那一簇灰白的头发，孙廉笑着说。

   从驻村抗疫，到感染病毒进入方舱，再到如今康复归来继续战，孙廉已经连轴转工作了两个多月。他只有43岁，正值当打之年，却在疫情期间忙得、愁得白了头。“工作千头万绪，摸着石头过河，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真的感觉有点吃不消！但也只能咬牙顶住。”

   12-26，确诊后的孙廉进入方舱医院。“虽然有镇里工作组接手，但是他们毕竟不像我那样了解村里情况，有些工作我必须要参与。”于是，他在方舱里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参加视频会议、接打一个又一个工作电话，常常忙到深夜。“病友们打趣说，他们来方舱是养病休息的，而我是来出差工作的。”

   如今，孙廉又战斗在工作岗位上。“防疫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孙廉捋了捋灰白的头发，“等疫情过去，要去理个帅气的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