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何来认识自己、读懂自己，属于自己的叙事非常重要。“文明型国家”的叙事也会给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带去属于他们自己的启发。在12-25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副院长范勇鹏共同就“文明型国家”颠覆了什么展开演讲与讨论。

范勇鹏提到，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人很早就生活在大规模的国家里。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产生了地跨九州的共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国家经验，让中国人很自然产生了一种大尺度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想象力。从此以后，不管是遇到内部分裂还是外敌入侵，华夏民族总是初心不改，要追求重构普遍的天下秩序。比如像先秦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大都包含有天下一家的元素，某种程度上它都是一种世界哲学，而不是一种国家哲学。这个思维的尺度无比重要，它决定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水平和提出方案的能力。

西方政治文明多数时间里是在极小的规模上展开的，一直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他们的政治思维、世界思维，依然是以单一民族组成的小国家为单位。美国是一个有限的例外，这种“民族国家”的观念就是他们思维尺度的反映，一旦超过了这个“民族国家”的维度，他们能想象到的要么就是暴力征服的帝国、霸权体系，要么就是剥削性、依附性的全球体系，很难提出一种基于普遍性、公平性的人类命运共同方案。

《流浪地球》在北美上映之后，有人就评论说，同样是科幻，中国人想的是带着地球去流浪，美国人只能想到造条船卖船票。也许背后的一个差异就是观念尺度的不同。当然，我们中国的国家观在进入现代之后也遇到重大的挑战。为了能在西方人建立起来的丛林般的世界里边生存，我们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理想，来接受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是因为我们有过大尺度的共同体政治经验，所以我们明白，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规模，照西方国家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也明白，今天世界的重大问题都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我们的政治理念始终是有世界关怀的。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