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是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鼓励生育的支持政策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多次提出，要逐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吴瑞君表示，我国生育及配套支持政策颁布的时间比较短，甚至有些还在路上，政策效应释放有一个过程，效果有待观察。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数据显示，孩子养育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3倍，几乎全球最高。要降低成本，吴瑞君委员建议“开源节流”，要有“实招”“硬招”。一要稳定和扩大就业，确保年轻人有生养孩子的经济基础，单位企业在解决年轻人就业方面做得好的，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二要实施差异化的税费抵扣政策。家庭生育的孩子越多，个人或家庭能够享受到的退税率越高、退税金额越多，或者按家庭养育孩子数量设置家庭所得税起征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实施经济补贴政策，直接发放适度的育儿津贴。

而这些年，教育焦虑问题对生育意愿的遏制作用也很明显，教育“内卷”背后的本质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不少专家呼吁加大政府教育财政投入，尽早将学前教育、0至3岁托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也建议，逐步推进我国幼教从“普及普惠”到“普及免费”。

吴瑞君委员则强调要两头着力：一是适应人口新常态，多部门协同，统筹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人口持续增长的区域，要增加师资配置，优化生师比结构，推行小班化教学。人口持续减少区域，要防止师资人才进一步流失，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二是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比如，在大力实施双减政策同时，学校可以和社区联手解决合理的补课需求；政府可以制定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10%；鼓励社会各方参与规范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等。

此外，人大代表刘懿艳建议延长3周岁以下儿童父母的育儿假，但不能仅仅让企业承担增加的用工成本，需要各方面的合理分担和机制制度的配合，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人大代表陈达在医疗保障方面作了补充表态，她表示，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迫使一些人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孕育下一代，为降低这个人群的经济负担，建议把辅助生殖技术逐步纳入医保。

国家医保局日前已经强调，要持续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如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提升生育意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政策层面予以保障，社会各界营造“生育友好”氛围，育龄人群积极应对，各方形成向前的合力，才能稳步推动出生人口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