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4年，大规模挖掘工作重启。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为众多的外国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线索。高眉、宽鼻、阔嘴，当世界目光汇聚于这些面孔时，疑问随之而来：他们真的是华夏子孙吗？

被埋藏了3000多年前的文明，却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有人甚至怀疑，这有可能是古代外星人的杰作吗？

正在四川成都留学的摩洛哥姑娘杨漫，一直对三星堆充满了好奇。为此，她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杨漫高鼻梁、大眼睛，长得就和青铜面具有一些神似。在她看来，“这些人像不仅仅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也从某些方面映射了现在的我们。”

无论是青铜人像还是金面具，都让从小熟悉北非文明的杨漫感觉似曾相识。她想到了古埃及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和古希腊史诗阿伽门农金面具。古老文明不约而同地使用金子制作面具，这让杨漫展开了更多联想。“那时候的人们也许带着当地的文明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在中国留下了一些痕迹。”

三星堆文明究竟归宗于何处？对此，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考古系，现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许杰早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做出解释，力证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分支。他认为，虽然三星堆的青铜造像、神树、人像，和中原的青铜器容器的风格不一致，但其实铸造的技术本源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技术的本源，来自于中原。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和许杰站在同一立场：“三星堆的很多的青铜容器跟长江中游、黄河中游的同类型器皿风格很接近，纹饰也互相有影响。

可见，器物形象的特异性，与三星堆属于华夏文明并不冲突，反而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牛津大学考古系的副教授安可·海因曾经多次来到四川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在她看来，三星堆不但一改大众对于中华文明的刻板印象，还为讲述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她认为，没有文字记载的三星堆，看似是一种遗憾，但反而能让我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拿到第一手信息，不受被粉饰过的历史记录所影响。

今年最新出土的金面具，虽然风格一如既往，但体积和重量更大，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以独自立起来。和1986年发现的依附于青铜人像之上的黄金面罩有所不同。安可·海因认为，面具可能和一些有机材料连接在一起。对此，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和安可有着类似的观点，她直接指出这种有机材料有可能是木雕：“因为后面看不到青铜铜锈的痕迹。大量的黄金制品用到祭祀活动里面，在中国应该说古蜀文化还是极具代表性的。”

来自中国的学者李燡正在墨西哥进行美洲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比较研究，他认为：“全世界凡是出产金子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古文明就没有不崇拜、不喜爱、不利用、不存储金子的。比如说哥伦比亚著名的黄金博物馆。”也就是说，金面具并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是一种欧洲或者北非才有的传统。使用金面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也表示，三星堆发现金面具和其他地方的金面具，从具体的类型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其他的旧大陆的文明传统一样”。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还有许多暂时说不清源头的器物，例如象牙、海贝，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海贝是一种环太平洋的物品，怎么会出现在并不靠海的四川呢？王方认为，这一定和人群的流动以及贸易有关。而安可·海因认为，研究象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人们如何和自然环境共生。

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虽然独树一帜，但呈现的是开放之姿，一直积极与外界交流。资深文博专家段勇分析，成都平原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大概可能有40%的因素，是古蜀本土文明发生演变而来；有40%的因素，是受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影响；还有20%的因素，可能与西亚、北非和南亚可能有关。”

在古代商贸互通的过程中，丝绸是中华文明的标志物之一，有举足轻重地位。1986年发现的青铜大立人，其衣着表现了非常发达的纺织工艺。今年，工作人员使用超景深显微镜观察后，发现了碳化后的丝织品，呈黑色，经纬组织结构非常明显。在古蜀地区发现丝绸，也让南方丝绸之路的说法有了更多探讨的空间。许杰以北方丝绸之路作为类比，他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成都平原。

“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获得了业内许多人士的认可。安可·海因觉得，从成都到青藏高原，到东南亚，到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可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各地之间相互影响了上千年。出土的文物，正是这种紧密联结的最好证明。

关于三星堆与国外文明的交流互通，留下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时隔千年，当我们再次与三星堆人像对视之时，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共同性都能尽收眼底。广汉遗存在中国西南地区，制造出的这个异质乌托邦，令人着迷、困惑，更吸引着人们进一步探索、发现。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抒灵 邢维 李珂 摄像：李维潇 徐玮 杨振 王涛峰 Alex Roberto Ramos Amezc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