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媒又开始炒作“战狼外交”这个词儿了。那他们到底如何看待所谓的“战狼外交”呢？所谓“战狼外交”又产生了何种效果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首先，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既然外媒都用上“战狼外交”这样的词汇了，其态度基本是负面无疑了。

彭博社说，北京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各国可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这将对中国不利。

《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来自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温和看法迅速减弱。

《德国之声》说，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激进的立场，这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形象。

我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避重就轻”，基本上都是大谈中国外交官如何犀利，但是闭口不谈犀利的缘由。

其实，不仅是外媒，有一些国内的网友也不理解中国外交时而犀利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稍微倒回去一下，看看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儿，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了描述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暴行的漫画，并敦促澳方进行调查。不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恼羞成怒，“要求中方道歉”。

外媒是认为赵立坚太犀利了吗？我想说，这事儿就好比你在大马路上看到飞扬跋扈的有钱人，正在欺负弱势群体，这时候你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还是事不关己、扭头就走呢？我想，以西方国家“人权卫士”的“道德正义感”，这是必须要“拔刀相助”的，更何况澳大利亚军人应该是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我们“拔刀相助”，丝毫没有问题。

第二件事儿，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发推特说：“中国有5000年的作弊和盗窃历史。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环球时报的胡总编一怒之下回击说：“很遗憾的是，这位参议员的认知水平怎么像猴子一样低？”

这事儿，就好比有个路人突然骂你说，你们家从你爷爷到你爸爸到你都是骗子和小偷！ 你会怎么回应呢？难道优雅地和对方去解释吗？我相信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就是不理TA，要么就是怼回去，而且要表现得强势一些，才能压住对方的气焰。

所以，对方有错，我们该不该指出来，又该不该怼回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12-24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战狼外交”，她表示，从根本上讲，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通过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威胁和讹诈中方，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做“战狼”又何妨？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外媒的报道的话，有些媒体并不是不承认事情存在先后逻辑顺序。

比如CNN是这样说的：与过去几十年以温和著称的中国外交官相比，“战狼”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官类型。这些中国官员不发表冗长的声明，而是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直接回击对于中国的批评。

CNN的这句话，其实隐晦地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大多数时候中国外交只是在进行回击。当然，CNN用“criticism批评”这个词儿，我觉得它有点儿美化自己人了，他们对中国，不仅仅是批评，而是抹黑攻击才对。

中国吊销了《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是因为他们公然用“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中国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是因为美国首先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中国宣布制裁11个美国政客，是因为美国先宣布制裁林郑月娥等11位中国官员。

我们就说赵立坚吧，外媒把他奉为“战狼外交”的代表，甚至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赵战狼”。

外媒最气不过的，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赵立坚发的一条推文。当时，赵立坚质疑道，“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有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其实，赵立坚当时是在反击，因为美国的部分官员公然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像极端排华分子汤姆·科顿还刻意将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联起来，要中国负责。

所以，是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攻击我们在先，我们在做解释，在做对等还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说过，之所以有“战狼” 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狼”。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曾经表示： “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别人攻击我们在先，我们不得不回击一下。所以，一说到中国的外宣啊，相信不少很多网友又有抱怨：说中国的外宣能力不足，基本上是在被动应战。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少西方媒体和政客不仅发表了大量充满偏见的言论，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声进行屏蔽。

那么普通的外国民众，长期接受这样的舆论，怎么可能对中国有好印象呢？

这里我稍微延伸出去说一下，今年10月份的时候，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比例都创新高，上升到了12-24成左右，甚至是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可能觉得在抗疫期间，中日关系不错呀，但是日本人对华的负面看法也出现了攀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设置议程，争夺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而赵立坚转发漫画这件事儿，就是一次很好的议程设置。

西方国家不是动不动就对中国打“人权牌”吗？而现在呢？澳大利亚残忍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是百分之百的无可辩驳的战争罪行。西方国家和澳大利亚关系再好，都很难为其辩护。而且在西方世界，使用政治漫画针砭时弊，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和它的朋友们，虽然很生气，但是最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拿“战狼外交”说事儿，把矛头指向中国外交官，企图混淆视听。

而且，这一次的主动议程设置还达到了震慑的效果。澳大利亚明明在贸易上依赖中国，自己的军人又犯下战争罪行，却长期对我们指手画脚，结果最后自己掉坑里了。

所以未来哪个国家再想对我们指指点点，还真得先掂量掂量，三思而后行。

除此之外，我觉得西方国家之所以不适应，是因为像赵立坚、胡锡进这样比较犀利的风格，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的风格一直都是比较沉稳克制的。

而我们的外交之中，现在依然是有犀利的一面，也有谦和一面。

比如说，我个人很敬重的外交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相当谦和大气。我清楚地记得，今年4月份的时候，崔大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同舟共济 定克时艰”的署名文章。他说，纽约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看到纽约正在受难，我很痛心，他说坚信无数人喜爱的纽约能挺得住、熬过去。

几天前，崔大使在与哈佛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进行对话的时候，也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逆转这一进程（重开大使馆），我们也愿意考虑。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实现真正改善，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

我觉得在中国外交环境很复杂的情况下，崔大使是在用别人能听得进去的方法，讲好中国的立场。

最后，我想说，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有人唱红脸，也要有人唱白脸。因此，犀利和谦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都是我们新时期的外交所需要的。无论我们的外交官风格几何，中国外交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