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孤岛时期”的上海，一场场发生在各方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正在当时上海的租界内接连上演着。时光回到当年的12-24，只见一辆轿车疾驰般地驶近了当时位于福开森路的一幢花园洋房边（现武康路40弄1号），从车上下来的数人在说明缘由后由佣人引领进入到这幢洋房的客厅内…不多时后，血案发生，一位老人在遭到“斧劈”后倒在了洋房客厅的血泊之中并于不久后不治身亡，这便是在“孤岛时期”曾被议论纷纷的“唐绍仪遇刺案”。

武康路40弄1号

有关这场案件的“幕后真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众说纷纭，有的称是“因唐绍仪不肯接受日本人邀请去当汉奸而被日方所杀”，还有的则称是“因唐绍仪有当汉奸之嫌故被重庆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军统特工所杀”，这些相互之间截然相反的说法更为这场血案的真相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唐绍仪，广东香山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早年曾受选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清廷任职并在晚清时期的外交舞台上颇有建树，曾挫败英国妄图染指西藏及日俄在东北扩张的野心。1911年辛亥革命中唐绍仪作为“北方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进行和谈并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共和”，曾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后又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因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中参加“反蒋联盟”而遭到蒋介石嫉恨并疑似为后来的这场“遇刺案”埋下伏笔。

唐绍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妄图“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化为泡影，为此侵略者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并决定采用“以华制华”的方针来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而在他们准备“起用的人选”中就有当时仍身居上海的唐绍仪，这位那时已年近八旬的老人以他在政界的丰富阅历以及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似乎已成为了日方在“以华制华”阴谋上的不二人选。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在许多同类文章中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走向，如按照一些倾向于“日方刺唐说”文章中的说法：“日本特务在拉拢唐绍仪不成后顿起杀心，他们在探听到唐有收藏古董的爱好后扮作古董商上门对唐进行了行刺”；对此倾向于“重庆方面刺唐说”的研究者们则认为“应是唐绍仪与日方有密切接触在先（即有当汉奸之嫌）故而才引来了重庆方面的行刺”，而在这其中来往于双方之间的“关键人物”就是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

岑德广，晚清重臣岑春煊之子，早年曾留学日本并“交友广泛”，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成为周佛海的“幕后军师”而沦为汉奸。1938年9月下旬，正是岑德广领着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来到福开森路拜访唐绍仪从而触发了数日后“刺唐的导火索”，岑德广在这个事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

那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唐绍仪遇刺就是由岑德广的举动而引发的呢”？也不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来都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共同促成的结果，拿一个人或一件事来作为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理由显然会是片面的。对此宋路霞在《上海老洋房》一书中对此事件就有更进一步的诠释，据该书中所述：“唐绍仪的小女儿唐宝榕写下文章，解释当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唐绍仪迟迟未去香港的原因，乃是蒋介石、孔祥熙、居正、宋子文、戴季陶等人嘱他在沪试探日方要求和谈的条件，所以他才与（日本特务）原田见面。唐宝榕还出示孔祥熙的亲笔函复印件。唐绍仪的其他亲属也证明土肥原来见唐绍仪之事，实属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擅自做主，岑德广与大汉奸殷汝耕关系密切，唐绍仪还当面斥责过他”。

武康路40弄1号

如此看来，唐绍仪与日方的接触中也可能存在有“忍辱负重”的一面，我们不妨通过历史学者经盛鸿所写的《唐绍仪遇刺案中案》一文来对此案来作更加全方位的探究。从此文的内容来看，与上述宋路霞文中的说法“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两者都写到“唐绍仪与日方的接触均是在国民政府有关人员的嘱托下进行的”，不同点则在于经盛鸿一文中“嘱托唐绍仪与日方接触的国民政府人员中并没有蒋介石这位关键先生”，据该文中所述：“当时正在紧张指挥武汉保卫战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孔祥熙指使唐绍仪与日方秘密谈判并不知情，更持反对态度、据蒋介石日记记载，蒋在12-24与孔祥熙谈话时，说：‘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所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不可另自接洽’，即不可背着他与日方秘密谈判。但孔祥熙背着蒋继续指使唐绍仪与日方秘密会谈…”，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在知晓此事后与唐绍仪之间的关系正可以用“旧怨未了又添新恨”来形容，而之后“岑德广领着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来拜访唐绍仪”一事则应属岑自作主张之举，与国民政府之间应不存在有必然关联。

武康路40弄1号

无论是“蒋介石的授意”还是“军统戴笠的指示”，总之最后还是发生了文首所提到的那一幕。12-24那天，军统情报人员谢志磐在利用他与唐家私交甚密之便事先侦察清楚唐绍仪住所内外情况后与几名假扮成古董商的特工赵理君等以“送古董”为名一同来到了唐的住所内，就在唐绍仪俯身低头鉴赏古董且佣人被支开拿火柴之际，一名特工抽出利斧便向唐绍仪的头部砍去，可怜这位昔日的“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就这样死于非命。

唐绍仪死亡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鉴于其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性，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颁布《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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