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气候破坏是危机的放大器和倍增器。”一些科学家和卫生专家则认为，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过去，气候变化将成为新的公共卫生风险，而且气候危机没有疫苗可以终结。

正因如此，2020年中国对发出的气候宣言，引发世界关注。作为环保大国，日本方面也对中国的气候宣言高度评价。日本知名智库大和总研集团研究员田中大介，最近就在看看新闻Knews的专访中表示，作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采取减碳行动本身就很有意义。主攻环保、能源领域政策研究的他，还对中国减碳行动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田中大介，大和总研集团研究员，主要从事对企业提供ESG投资、环保等咨询业务的研究。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外环保、能源等领域的政策研究，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这家公司与日本政府、英国王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都密切交流。

对于气候问题，不同的国家认识不同，甚至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气候危机是场骗局”，中国则提出要建立“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您怎么理解这个各尽所能？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更有效率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田中大介：即使在自己国家领域内、自己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只要没有实现世界的碳平衡，也就是没有意义。气候变动是世界共通的问题，世界整体实现碳平衡才最为重要。

不要只看自己国家领域内的排放量，要看世界整体，产业供应链从上到下全程的环境负荷量，做产品开发时就要考量到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我认为这是应尽的本分。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还首次表明了中国具体将采取的步骤，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表态和行动？

田中大介：排名世界GDP第二位的中国，提出这样的方针，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气候论坛上，中方的发言，我总结主要有四点。首先缓和气候变动，削减温室效应气体，减少现有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或者吸收这些温室效应气体，这两条主要是缓和对策。

比如减少与此相关的二氧化碳比例、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比例。还有森林储蓄量，虽然森林有着吸收温室效应气体的机制，但是要实现碳平衡，基本上还是要重视控制现有的碳排出量，以及吸收排出量这两点。因此，增加森林覆盖率就是增加对碳的吸收量，从这两个侧面考虑，我认为是很有效果的。

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难度在哪里，您有什么建议？

田中大介：中国被誉为世界的工厂，大量的产业都集中在中国，而这些又都是很难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产业。我认为作为改善策略，或者说尽可能接近改善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CCS——负排放技术。刚才说到的森林储蓄量，依靠森林吸收二氧化碳，CCS是人工技术。

第二个，要想减少二氧化碳排量大的产业，就需要实施向低碳排放的产业构造改善，这当然不容易，但是可以在排碳高的领域，增加温室效应气体排出量的附加价值。

第三涉及到外交，有生命周期评价（LCA）这种考量，生产供应链从上到下全过程在内，所有温室效应气体排出量和环境负荷量都考虑在内。中国作为世界生产供应链集中的地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多也都集中在生产供应链上端，相对的下端较集中的国家就很容易减排，中国减排就有难度。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让拿零件和材料的下家，也就是进口这些零部件制成成品的国家承担减排的责任。这就很密切地关系到外交方面的内容了，消费者方面也应当提高低碳意识。

今年12-24，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您觉得这会对中国减排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比中国成立更早，从实施情况来看，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田中大介：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以欧盟为主导引进的，虽然欧盟的系统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模板，但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没有问题了。具体有两点，一个是每个单位的排出框架，在设定方法上是否妥当。

基本上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根据每个产业、或事业单位的情况设定的排放框架，那么上限，相对上限的实际有多少排出量呢。未达到上限的排出量，买卖多余的额度虽然是排放权交易制度，但是如果这个上限本身设定的并不妥当的话，就不能起到积极减排的作用。

每个国家要达成零排放的路径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地模仿欧盟。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零排放路径，设定适当的排放框架。第二点是无偿排放框架的配分，欧盟是这么操作的，钢铁等减排困难的产业，可以得到无偿排放框架。

因为有无偿排放框架这张金卡，能把排放都容纳进来，等于并没有改变现状，这就是欧盟现在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引进欧盟的系统，就是要考虑的课题之一了。

补充一点，碳的价格在排放权交易制度中很重要，日本的碳定价委员会也有讨论过，欧盟现在的谈价格并没有反映出需要和供给的原有状态。

和前任不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表达了他对气候问题的重视，您觉得中美在气候领域可以开展哪些合作？

田中大介：中国很需要负排放技术，美国每年报告中都会提到，国家学术研究所每年都会提交负排放的相关报告，特朗普政权下也有提交。关于负排放技术的研究，在美国特朗普政权下也在继续，在这个领域美国有优势，研究开发投资也很多，实用化的讨论方面，报告上都有记录。

中国位于生产供应链的上端，减排方面有困难，排放吸收就都显得很重要，负排放技术方面，和美国协调技术合作，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国际合作。还有一点就是在欧盟很著名的国境碳调整，在各国之间调整碳成本，进行征税和返税。这个讨论在欧盟已经准备立法，拜登政府也加入公约。

美国方面，拜登当选总统后，加入公约，正打算引进，欧洲也要引进，主要先进国家都在引进国境碳调整时，我认为中国当然也要参加这个讨论，以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主干，算出本国的碳成本，进口国也好出口国也好，比较碳成本后实施征税和返税就是国境碳调整，希望中国也能参加进这个讨论里来。

当然引进排放权交易制度，就可以计算碳成本，我预计像经济力强大的中国应该会在国境碳调整方面和各国协调。

（看看新闻Knews记者 宋看看 编辑 夏鑫 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