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变化，也意味着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供给侧改革，正是基于对新常态的认识，是引领新常态的关键举措。对新常态和供给侧的改革的了解，有利于摆脱“速度焦虑”，也有利于树立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的变化，是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在增速可以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大量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均大幅缩小，与先行国家竞争的加剧也导致技术转移更加困难，这都会导致“后发”红利缩水。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就变得更加重要，但创新的本质就在于试错，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难度会明显增大。

　　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发生，在日本、韩国战后的增长史中也是有类似清晰的轨迹出现。即便是看到在中期，中国重返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反过来，如果硬是要通过老办法将经济拽回的过去的增长速度，本质上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是会带来很不利的后果的。理解新常态，首要的一点就是破除速度焦虑，保持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信心和稳定预期。

　　中国经济仍然具备中高增速的条件。按一些学者的估算，中国2010年左右人均资本存量大致仅为日本的1/8；巨大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比如“工程师红利”，可以明显对冲劳动力数量增速的下降；中国的城镇化率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西部仍有大量收入明显低于东部、提升空间巨大的地区；即便面临短期的不利冲击，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财政政策空间均明显优于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国家，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应付不利局面。

　　但这样的中高增速，是有限定条件的，它不是粗放式的增长，它需要伴随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不走回头路”，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有不同的气象。

　　新常态下的增长应该是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中国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商品化”的消费品已难觅市场；同时，高质量、安全、健康、绿色已经日渐成为主导的消费观念。投资需求则逐渐从饱和的传统产业转出，而日渐转为集中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生态环境约束逐渐趋紧，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富裕劳动力减少，增长需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是必由之路。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应进一步优化。在需求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当逐渐增加；在供给端，服务业的占比应该逐步提升；农村、城市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差距应该逐渐缩小。

　　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应逐渐从传统产业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贡献应该明显增加，资本、劳动力应逐步有序从传统产业转出。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数年保持中高速增长，那在上面三点上，中国做得如何？

　　201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预计为2.2%，已明显超过欧洲的水平。“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如火如荼。全世界最大的十家互联网公司，中国占据四位；在互联网行业中国已经逐渐转为商业模式的输出者。但也就是在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在接近10%的水平，但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一曾经的龙头，增速已经下降到1%附近。

　　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6.4%，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7.7%，为1978年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在GDP占比首次迈过50%的大关，达到50.5%。2009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收缩，基尼系数逐年下降。

　　2015年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010年不到4%增加到2015年的8%。按照2012年制定的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的比例还将会进一步上升到15%。

　　这些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在保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的确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供给侧改革成为引领新常态的最新也是最关键的部署。

　　《人民日报》12-25《七问供给侧改革》一文对供给侧改革做出了强有力的阐述。供给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改革在侧重点上和过去有何不同？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等政策重在“出新”不同，供给侧改革侧重“推陈”，同时，也推动调结构，促转型。其背景是经济尤其是工业层面的“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逆周期的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根源还是在产能过剩，“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这“推陈”，就是要结合改革的推进，解决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中，第一个就是去产能。

　　过剩产能的清理，意义不仅仅在于缓解传统产业经营效益上的压力，还有利于经济均衡的回归，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相关产业需求趋势性收缩，同时产能调整不足，不仅造成产成品价格收缩，导致经济实际利率被动提升。还导致金融资源、财政资源集中于长期“补窟窿”、“打吊瓶”，维持一堆“僵尸企业”，不利于释放资本的活力，也不利于释放劳动力的火力，最终不利于新的生产动力的形成。“推陈”的意义还是为了“出新”，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成功转换，把引领新常态落到实处。同时，要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僵尸企业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以及执法行政体制改革。

　　开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紧锣密鼓地针对供给侧改革进行分析、研究和出台政策，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清理在地方两会文件中频频现身。预计在2016年能看到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的明显减少、工业品价格跌幅收窄或回升，为金融财政资源转为投入新产业提供坚实的条件。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持续推进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一同，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进一步提供稳定的预期。

　　金融业的立身之本是实体经济，国内资本市场投资的根本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在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中，资本市场在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不良资产处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上，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将视野拓宽到经济改革和创新的大局，资本市场在促进资源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配置，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注册制的改革，正是契合了中国经济转型对资本市场的要求。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能在引领新常态、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大局中，在促进改革和创新的大局中，找到更多、更新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