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瑞典创立“一带一路”研究所，致力推动瑞中两国对话与合作。

他高度赞扬“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消除贫困的目标，并认为中国拥有的现代化基建能力，有助实现这一目标。在他看来，“西方在这方面没什么可提供的。”

记者：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合作文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效显著。比如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柬埔寨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印尼的雅万高铁等。在全球遭遇经济困境之时，这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给面临风险的共建国家增添了怎样的经济韧性？

布鲁尔：“一带一路”倡议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全球倡议。这一倡议现已达到150多个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该倡议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我认为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比如老挝的铁路、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间已经建成的铁路还连接到了希腊，还有非洲肯尼亚的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系统……所有这些都代表着，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基础，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明确定义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即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

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

记者：“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占比居多。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在促进全球减贫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性如何体现？中国能贡献怎样的智慧、发挥怎样的作用？

布鲁尔：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通过投资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硬件来消除贫困的经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也是世界需要坚持的方向。

在历史上，发展中国家一直被剥夺了这种机会。而中国通过所拥有的现代化成果和经验来帮助其他国家，这成为消除全球贫困的基础。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仅仅基于短期供应的援助计划或货物，根本无法长期维持。几乎所有来自西方国家(甚至瑞典)的援助项目，都没有面向必要的基础设施。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瑞典除了与中国有双边贸易，也很重视在非洲、中亚等地方与中国合作。这不仅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利益，对瑞典的经济也是如此。

记者：“一带一路”从实体建设更进了一步。而从科技创新领域来看，中国也提出要打造“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这对于相关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

布鲁尔：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潜在发展和贡献。它们显然已经摆在桌面上，特别是自2019年"绿色丝绸之路"提出以来，这显然是中国与某些西方经济体合作的基础，也是数字技术的扩展和改进。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基础设施生产，这些技术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你没有现代化的电力系统、供水系统和运输系统，那么我认为这些所谓的替代技术，尽管它们很有用，但并不是解决世界目前所经历的经济困难的支柱或基础。

记者：我们转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竞争问题。本月早些时候，全球债务问题会议召开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七国集团官员宣称，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主权债权国，是加快解决债务问题的主要绊脚石。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布鲁尔：不，我认为这很讽刺。

耶伦去赞比亚，到达由中国建造的现代化机场，然后攻击中国的参与，或威胁赞比亚，如果与中国合作，将不会得到债务减免。

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经济体在过去70年一直是这种情况：没有有效的现代化视角。这些国家的债务是个长期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洲，西方的建议倾向于简单的再融资现有债务，并保持对这些债务的条件限制，以便提供少量的货币支持。他们很少有人对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感兴趣，因为这些不符合他们短期利润最大化的预期。

“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消除贫困和保证现代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提供的。

记者：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总是被指责为债务陷阱，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做，以使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倡议，而不是被“污名化”？

布鲁尔：我认为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也正在接受这一点。

中国做的事情是对的，被“妖魔化”的原因在于西方政策不是基于发展基础设施，而世界正朝着中国推动的方向发展。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发展、熟练劳动力资本化来解决经济问题，最终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陷阱”。

布鲁尔接受东方卫视记者陈彬专访

记者：地缘政治动荡频发，“脱钩”、“断链”阴霾笼罩。围绕着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您怎么看待这两大倡议，以及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布鲁尔：我认为这是中国领导层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视野延续。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是对世界如何能够共同合作，以保证地球上的人们过上更好生活的进一步阐述。这些倡议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接受的倡议。

试图“妖魔化”或阻止这些在亚洲发展的倡议是错误的。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中心，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等。这些国家和它们的发展前景，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共通点，即如何能够向前发展。

在我看来，西方应该拥抱这一点，瑞典应该拥抱这一点。正如我所说，瑞典可以在经济方面获得巨大的收益，在促进必要的发展方面也是如此。

记者：瑞典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如何？

布鲁尔：瑞典政府的态度并不友好，但不少企业比如沃尔沃、宜家、H&M，显然已经有了与中国紧密的双边贸易往来。瑞典最强大的经济集团瓦伦堡集团，也在积极捍卫与中国贸易重要性的观点，理由很明显，中国现在是瑞典非常依赖的市场。所以，并非没有企业意识到双边贸易对瑞典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有利。

问题是瑞方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正在构建一个新的范式，或将取代主导西方思维的支付体系。他们觉得亚洲市场附近正在出现一个非美元的金融系统，以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为基础。而瑞典与旧的美元体系紧密相连，这决定了他们的态度。

记者：作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合作机制，十年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来说是一个开始。站在新的起点，您认为“一带一路”如何提质升级再向前？

布鲁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倡议没有被一些西方的权力结构所接受？我认为文化上的联通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主导西方思维的并不是西方思想史上积极的东西。

我特别想提到一个思想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他是欧洲一个非常积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是1646年到1716年，他非常积极地致力于为中国和欧洲的合作搭建桥梁。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的思想基础，与孔子非常一致，他当时对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抱有极大的希望。

他有一个理念，被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在莱布尼茨看来，与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流不同，欧洲与中国的这种文化交流和异中求同是友谊的真正基础，合作也将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