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学生时曾就读于富民路43号的华东模范中学，记忆中常听得居住在富民路的祖辈们说起有关该校深处那幢老洋房过去的故事，说是“以前这里曾经是富商郁震东的公馆，后来他因经营失败搬出了这里…”，这一切勾起了笔者对于富民路43号探索的兴趣。

富民路43号内的老洋房

富民路旧称“古拔路”，在《申报》中有关古拔路43号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926年，据当年12-25月连续登载在《申报》上的一则“洋房召租”信息所述：“古拔路长浜路（延安中路的旧称之一）转角新造三层楼洋房，装修讲究、空气新鲜、交通便利，如合意者请至古拔路四十三号领看，租价极廉，泰利洋行启”。

祖辈们口中的郁震东为何到《申报》这里又成了“泰利洋行”呢？其实只要你对于这家泰利洋行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解开其中的奥秘。泰利洋行在当时上海的地产领域内与其他地产商的经营策略有所不同，它虽然自身极少直接参与地产投资，但却以为华人地产商置办及经营地产而见长。道契挂号、抵押放款、建筑设计、经理堆栈等是该洋行日常所涉及的主要业务，华人中有不少知名地产商，如：贝润生、周湘云、郑伯昭等都曾与泰利保持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更有甚者如遇难事还会让泰利为自己出面协调，泰利正是在与这些华人地产商的频繁交往中逐步累积起了可观的资产，如果说沙逊、哈同等地产商的致富靠的是“地”，那泰利的发家靠的就是“人”。

泰利洋行在当年的“炙手可热”与当时上海地产领域内的“道契制度”存在有很大关联。“道契”是以前外商或外侨在上海租界内拥有（永租）土地的凭证，因它在晚清时的申领与上海道台有关，故而被俗称为“道契”，这类“土地契证”的签发一直要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的1927年。“道契”作为外商永租租界内土地的凭证中国人申领是多有不便的，为了能够取得与外商在“拥有土地”上同等的权利，“道契挂号”行业逐步在当时上海地产领域内开始风靡起来。“道契挂号”的大体形式为“先以外商的名义出面申请注册并领取道契后再过户给中国人，中国业主则会收到外商开具的一张权柄单，外商再从中收取的一定的费用，由此中国业主开始实际拥有对于申请道契所涉及土地的掌控。一块土地在获取“道契”后价值就会增长，其在被用作开发地产的同时也可向银行做抵押贷款。

正是由于存在有这些“便利”，郁氏家族在当时上海也效法其他华人地产商，同样选择了与泰利洋行进行合作并将自己的大部分产业都委托给泰利来经营，至30年代时，古拔路43号周边有不少地产均为郁震东所有，据12-25《申报》所述：“法租界古拔路四十三号洋房，系海门人郁震东之住宅，该处附近市房及住宅亦系郁之所有产”。

郁震东的父亲郁岂生在清末民初时曾因协助民族实业家张謇经营大生纱厂而闻名一时。郁岂生早年曾就读于教会学校，17岁时来到上海并在浦东同昌纱厂做事，这段经历对于他英语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于纱厂技术的掌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郁岂生在远赴英国为张謇大生二厂购买机器时大获成功，此举使得他受到张謇及晚清重臣端方等人的青睐，郁岂生的事业也由此进入了上升期。“一战”期间，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大生纱厂生意兴隆，郁岂生由此积累下了大量财富，这也为他日后投资地产及从事慈善奠定下雄厚的基础，20年代中郁岂生在其家乡办学校、建桥梁、兴实业，造福乡民。因郁岂生名寿丰、字岂生，故而他在古拔路43号的公馆也曾被称为“丰庐”。1926年郁岂生去世后，其长子郁震东继承其父产业继续在“丰庐”居住，期间为完成郁岂生遗愿，郁震东出资在家乡曹家镇兴建天主教堂“德肋撒堂”并邀请马相伯为教堂题词。值得一提的是，郁震东也曾是（由马相伯创办）复旦大学的校董，曾在复旦创办后给予过该校大量经济上的资助。

富民路43号内原郁震东旧居

上海印染厂是由民族实业家章荣初创办的一家民族企业，郁震东曾在该厂遭到多家外商夹击最为困难的时刻给予出手相助，据李惠民编著《章荣初》一书中所述：“章荣初紧紧抓住上海印染厂是中国人创办、中国人管理的民族工业，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这个大局，他到处奔走呼号。这时漫画家杨清磐仗义执言，在上海《新闻报》上著文作画呼吁，并帮助章荣初结识了有500万财产的银行家郁震东和永享银行经理菱湖人赵辅之及沈仲毅等人，组织了华商金融界的汇业银团，提供35万元资金给（章荣初名下）信誉卓著的志恒棉布号作为信任集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给予厂基押款50万元。1931年7月上海印染厂复工生产，章荣初重任总经理，郁震东任董事长”。“九.一八事变”后，郁震东还积极支援抗日，据12-25《申报》报道：“上海印染公司郁震东等曾由交通银行向在东北坚持抗日的马占山所部汇去大洋五千元”。

30年代后期起郁震东由于经营失败在事业上开展走下坡路，在12-25的《申报》中曾有报道“郁震东将古拔路一带的所有产在抵押于泰利洋行后，嗣又向日商八谷洋行抵押，而被告上法庭”一事，由此可见当时郁震东的经济情况已是江河日下。

40年代郁震东搬出古拔路43号后据《申报》中的信息所示这里曾成为过”江淮盐业联合会“及“裕华盐业公司”的办公地，裕华盐业公司是汪伪政府为摆脱当时盐务困境而设立的一个汉奸机构，据夏侯叙五《盛恩颐与安徽省裕华盐业公司》一文中所述：“为了摆脱盐务问题的困扰，周佛海多次在家中约见（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密商盐务各项问题…于是，以盛文颐为总经理的裕华盐业总公司在上海成立，开始了他操纵沦陷区食盐买卖的罪恶勾当”。另据笔者祖辈回忆到郁震东搬出后古拔路43号内还曾开设过赌场，由此可见当时这里的“乌烟瘴气”。

富民路43号洋房地坪上的马赛克拼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三青团入驻富民路43号（1943年古拔路改名为富民路），据1946-1947年《申报》中的报道称当年这里还曾开设过“青年电台”及“青年诊疗所”。据笔者祖辈们的回忆在那段时期内富民路43号的花园湖心亭中曾设有电台，经常会有苏州评弹说书先生出入其中进行演出，据此可推断这些评弹艺人应该是受“青年电台”之邀到此演出的。

50年代中期后“培英中学”开始成为富民路43号新的代名词，该校于1956年由“培群中学”与“育英中学”合并而来（其中“培群中学”于1953年由“广东中学”与“振德中学”合并而来），1958年迁入富民路43号办学直到1983年“华东模范中学”在这里复校，期间曾培养出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原中国女篮队长丛学娣、原上海男足朱有宏、郑彦等一大批各界名人，另外在1972年时位于富民路50号的“大厦中学”曾一度并入“培英”，后又于1977年分出并改名“爱华中学”（“爱华”校址仍在富民路50号），也算是“培英校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华东模范中学”原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其在上海解放前曾有4年的办学历史，1983年8月在富民路43号“培英中学”的校址内“复校”，从此走上了数十年稳步发展的历程直至现在，杨安澜校长曾在其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华模中学教学英语的蔡馥珊老师是那个年代大多“华模学子”人所共知的一位传奇人物，她在教学上的认真与严厉曾是华模中学对外最为知名的一块“品牌”。1994年时华模中学与富民路50号的爱华中学合并，仍称华东模范中学，从此富民路43号称“华模东部”，富民路50号称“华模西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华模西部”的校园内也深藏着一幢颇有历史的老洋房，这幢洋房过去的主人就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体育活动家王正廷，曾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90年代中后期时的“华模”发展势力强劲，随着校内各类软硬件设施的升级（教学楼翻新，教室里配备电视机，多媒体教学起步，建设塑胶跑道），“华模学子”的教学环境与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当时的市领导龚学平、周慕尧等有时还会莅临学校进行指导，这些都为华模在进入21世纪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富民路50号原王正廷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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