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路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就有一支红军部队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最早开始了远征。这支先遣部队的行动可以说是揭开了长征的序幕，虽然这支部队历经苦战最终失利，但是他们的火种却留存了下来。

英勇作战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临危受命孤军转战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红军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导致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已经逼近了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局面越来越严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开始考虑进行战略转移，首先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地区，创建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红七军团的任务：第一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二个是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到达皖南，建立苏区。实际上是希望以红七军团的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因为中央已经确定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西南，而红七军团进军的方向则是东北，所以红七军团的进军从一开始就担负着牺牲局部来保全主力的悲壮使命。

红七军团1933年7月才刚组建，前身是闽赣地区的红11军，军团成立后长期在中央苏区的东线作战。1934年7月初为执行北上先遣任务，从福建连城撤回瑞金休整，突击补充了2000多新兵，总兵力达到6000人，但武器装备很差，全军团只有长短枪1300多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6门，所以很多战士都还是拿着梭镖大刀。此外为了执行宣传抗日的任务，中共中央还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160万份宣传材料，供红七军团北上沿途散发。

7月6曰晚，红七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进入福建，一度逼近福州近郊，引起国民党军极大震动，随后又曾攻占罗源、穆阳、庆元、清湖、常山等城镇，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影响。

红七军团成立时的军团部，位于黎川。

9月初，进入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红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转战，直到闽北苏区才得到了休整。此时红七军团出动已有两个月，超过了中央原来要求一个半月达到皖南的限期，但中革军委却改变原定计划要求红七军团进军闽浙赣边境开展游击战，创建新的苏区，同时否决了红七军团依托闽北苏区寻找战机给敌以有力打击的要求。所以红七军团只停留数日就继续北上，于9月中旬进入浙江。浙江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保甲制度严密，交通与通讯便捷，所以红七军团虽然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还要求红七军团占领遂安，建立以遂安为中心的苏区。但这一地方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水路、铁路和公路交通便利，而且地瘠民贫，解决部队给养困难，更没有群众基础，加之国民党军第49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以及补充第1旅等部从几个方向迫近，敌情异常严重，为避免全军覆灭，红七军团只能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批评，转向皖赣边。

10月初，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的婺源地区，这里距原来计划的最终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皖赣边地形复杂，山区、丘陵、水网错杂，利于红军隐蔽和机动；经济富裕，利于解决部队的供给；更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而且战略位置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所以红七军团建议在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皖赣苏区，等待有利时机再进军浙江。但仍未得到中革军委批准，反而命令红七军团前往闽浙赣苏区。因此红七军团于10月下旬突破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前后历时近四个月，转战闽、浙、赣、皖四省几十个县，行程约1600公里，尽管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但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深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取得不少胜利，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还给沿途各游击区留下了数百名伤员，这些伤员日后都成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因此红七军团这次孤军转战行动，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国革命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兵败怀玉山

10月底，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在江西德兴重溪会师。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创建的老苏区。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调到中央苏区，后来改称红11军，成为红七军团的前身。而此时的红10军则是闽浙赣苏区在老红10军调走后新建的，所以被称为新红10军。

红七军团和红10军在重溪会师。

12-25，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和红10军整编为红十军团，下辖第19、20、21师，原来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红10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则改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原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则任19师师长。这次整编，把擅长野战的红七军团和擅长游击战的红10军及地方武装集中在一起，是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失误，给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被朱德称为“不编不垮，一编就垮”。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中革军委同时命令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红十军团的任务是以19师继续进军浙皖赣边，发展新苏区；20师和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保卫老苏区。

红十军团成立后指战员的合影。

12-25，红19师由寻淮洲率领，向浙皖赣边进发，渡过新安江，迫近昌化、于潜和临安，杭州震动。随后又转向皖南，攻占旌德县城，再由泾县、宜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19师在赣闽皖浙边的机动作战，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此时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率第20师和21师转移到外线，同19师会合，创建浙皖赣边苏区。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行动，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由方志敏任主席。

11月下旬，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红十军团部和第20、21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北上皖南。12-25，与19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会合。此时，国民党军已经调集正规军5个师、2个独立旅、4个保安团，加上地方部队总共约十万人，由俞济时为总指挥，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十军团进行尾追堵截，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击，红军决定选择其中一路给予打击。

13日，红十军团到达黄山东麓的徽州谭家桥地区，此时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只有尾追的补充第1旅距离最近，态势孤立。补充旅听上去像是杂牌的二线部队，实际上该旅却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三个团，总兵力约7000人，装备精良，虽然新兵较多，但营团军官多为黄埔出身，旅长就是后来担任74军第二任军长的王耀武，该旅后来就发展为五大王牌74军的51师，战斗力不容小觑。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谭家桥设伏，但是兵力部署上却将过去一直进行游击战的20师和21师作为主攻，而将擅长野战整个军团中战斗力最强的19师作为偏师，只负责断敌退路和阻击可能的增援。

14日上午，补充第1旅才刚刚进入伏击圈，习惯于游击战的红军20师就匆忙开火，刘畴西只好下令总攻，补充旅的前卫第2团在红军猛攻下阵脚大乱，团长周志道也受了伤，但王耀武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立即组织后续部队进行反击，并迅速夺取了战场制高点乌泥关，导致20师、21师的阵地遭到巨大威胁。19师师长寻淮洲看到乌泥关的得失关系全局胜负，立即集中全师所有的轻重机枪进行火力掩护，亲自端着机枪，带头冲锋。在寻淮洲身先士卒的带领下，19师全力冲锋，虽然将乌泥关制高点夺回，但寻淮洲腹部中弹，在后送途中伤重牺牲。而且此时20师的阵地已被突破，败局已定，红军只好撤出战斗。此战红军未能达到歼灭一路敌军的预期目标，局面更加被动。

谭家桥战斗旧址。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第49师、第31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约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至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在院浙赣边往返转战，处境日趋险恶。因此最后决定经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老根据地闽浙赣苏区。

12-25，红十军团到达浙江开化的杨林地区，方志敏和粟裕带领军团机关勤杂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部，共约800人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的港头。而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休息，13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国民党军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5团已经连夜赶到，堵住了红十军团主力前进的道路。红十军团主力在徐家村一带遭到阻击，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主力折回绕道于15日进入化婺德苏区。

16日，方志敏判断敌情紧急，应立即行动，所以命令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进，务必于当晚全部通过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但刘畴西派人回信部队极度疲惫，当晚难以行动。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会坐失战机，便带了十多人返回去寻找刘畴西，而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行动。

这时，国民党军在闽浙赣苏区封锁线的兵力并不充裕。当红军先头部队通过时，只是龟缩在碉堡里盲目射击而不敢出来截击，因此先头部队得以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地区。粟裕率先头部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之后，一面联系闽浙赣省委、军区，一面等待主力到来。

17日之后，国民党军加强了封锁线的兵力，红十军团主力在通过封锁线时遭到阻截，接连改变了几次方向都未能冲过封锁线，这样来回奔波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国民党军陆续赶来，遂陷于重围。红军一路长途行军和作战，本已十分疲劳，更加上天气突变，气温骤降，部队补给断绝，完全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但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在怀玉山地区坚持战斗了数天。主力覆灭后，残部仍在各自为战，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27日，最终只有少数人突围，到达闽浙赣苏区和皖南。军团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先后被俘，于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红十军团最后失败的怀玉山。

先遣队卓越的红军将领

方志敏，1899年出生，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和毛泽东、彭湃并称中共三大“农运大王”，并创建了赣东北苏区，缔造了以“铁的纪律”著称的红10军，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创造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十六字战略要诀。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也是相当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在各大苏区中第一个创办了股份制，发行了股票；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形成了数条开放型贸易路线；这些举措使赣东北苏区的经济状况在各大苏区中是最好的，仅在1933年春，方志敏一手缔造的红10军调入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带给中央黄金2000两、银元100余万元和药品40余箱，让周恩来也不由称赞“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啊！”

他不仅能文能武军政双全，而且文采飞扬，主要作品有《我是个共产党员了！》、《同情心》、《呕血》、《哭声》、《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特别是被捕之后在狱中写下十六篇计十四万字文稿，包括《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更是文学性与革命性并举的传世佳作。

红军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

1934年10月，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师。11月，红七军团与红10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闽浙皖赣边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1934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失利，方志敏被俘，被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坚贞不屈，严辞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12-25，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刘畴西，1897年出生，湖南望城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后留校任第一教导团第三连党代表。1925年参加对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斗，在2月的淡水城攻坚战中，作为敢死队员第一个爬上城头。3月在棉湖战斗中受伤，失去左臂。参加过南昌起义。

时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

1929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到达中央苏区任红一军团第3军第8师师长。1931年，调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员。1932年7月，任红21军军长，率部转战赣南苏区。1933年3月，奉命前往闽浙赣苏区工作，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新红10军代军长、军长，曾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

11月，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失利，刘畴西负伤被俘，在狱中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2-25，在南昌下沙窝与方志敏一起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红军将领中，他有实战经历，又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元老资历，绝对是佼佼者，从他当过敢死队员，左臂负伤致残说明在战斗中也应该是骁勇之士，但是在指挥红十军团中，却是失误连连，先是在谭家桥伏击战中有些偏心地将自己的老部队战斗力并不强的红10军安排在主攻位置，而将长于野战又是战斗力最强的红七军团作为偏师来使用，直接导致伏击战功败垂成。再是在杨林之后，见到部队比较疲劳，就决定宿营休息，错过了在国民党军后续部队赶来前通过封锁线的有利时机。最后在怀玉山接到方志敏敌情紧急务必连夜行动的指示，仍未吸取上次教训，以部队太疲劳为由没有连夜行动，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虽然刘畴西在被俘之后坚贞不屈，拒绝国民党军的诱降，但是他在指挥上的犹豫迟疑，对于红十军团的最终失利显然是难辞其咎的。

在狱中的刘畴西（左）、方志敏（中）和红19师师长王如痴（右）。

寻淮洲，1912年出生，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红军中因为作战勇敢，从副班长、排长、连长一路升任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他没有进过军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完全是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在历次反围剿斗争，屡立战功，22岁就当上了军团长，比林彪当上军团长还要年轻三岁，绝对是红军中出类拔萃的青年将领。

1934年7月，红七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总指挥。7月率部从瑞金出发，到11月转战到闽浙赣苏区，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军团长，但真正的指挥权却是在“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曾洪易、乐少华手里，所以在指挥上经常受到掣肘。尽管如此，寻淮洲在近四个月时间里，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指责他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在12-25成立红十军团时，原来红七军团的政委乐少华和参谋长粟裕转任红十军团的政委和参谋长，而他却降级当了师长。由原来红10军军长刘畴西任军团长，刘畴西虽然是黄埔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军校毕业，但担任军长并没有多长时间，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乐少华是政工干部，对军事指挥更是生疏；粟裕有指挥才能，但当时人微言轻，在军事指挥上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将有着丰富大兵团指挥经验而且的寻淮洲降级使用，实在是人事安排的败笔，这样的指挥班子就已经可以说是埋下了指挥不利的隐患。被降职使用的寻淮洲忍辱负重，不计得失，率19师先行出击浙皖边，而且这次行动他是完全独立指挥，没有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因此连战连胜，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2-25，红十军团在谭家桥地区设伏，寻淮洲率所部红19师担负断敌退路的次要任务，但他在看到制高点乌泥关被国民党军夺去，就立即意识到这是关系全局的战略要点，马上果断率部反击，再次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素质，但在争夺乌泥关时腹部负伤，送医途中由于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年仅22岁，实在令人扼腕。如果由他来担任红十军团的军团长，最终的结局不好说，但至少谭家桥伏击战的结局肯定是截然不同了。

红十军团还有一位将领，红21师师长胡天桃，有关他的个人资料如今已很难查找，但是他负伤被俘的情景，却让对手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旅长王耀武在多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天寒地冻的严冬，如果不是被别人指认，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的这个衣衫褴褛身无长物的人就是红军的师长。胡天桃后来也和方志敏、刘畴西一样英勇就义。

正是像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胡天桃这样无数的红军指战员，用他们可歌可泣的奋战和前赴后继的牺牲，向世人证明只有这样一支被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聚集到一起的军队，才能在如此的艰难困苦中英勇转战，最终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绵延不灭的火种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在江西省横峰县篁村搓源坞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约400人，下辖三个支队和一个警卫排。挺进师成立后不久就从江西上饶出发，经闽北进入浙西南，在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之称的仙霞岭地区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到1936年底，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建立了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的范围遍及浙江南部和闽浙赣交界的30多个县，建立了包括浙南、浙东和浙西南三大游击根据区在内的浙南根据地，根据地发展到6个县委、党员3000多人、地方干部500多人，被毛泽东称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左）和政委刘英（右）。

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成功地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在整个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过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挺进师在浙江的活动不仅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中革军委当初赋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

挺进师部分干部合影，刘英（后排左七）、粟裕（后排左六）。

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于1938年3月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4团第3营，1940年10月黄桥事变后增援江北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3营和挺进纵队特务营合编为新四军第1师3旅8团，1942年9月并入1师3旅7团，1945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1945年11月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1946年5月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1947年1月整编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948年2月改称解放军第23军。

这支英雄部队抗战时期一直活跃在苏中地区，解放战争中则驰骋在华东战场，1952年改称志愿军第23军入朝参战，1958年回国，驻防黑龙江，隶属沈阳军区。1985年第23军改编成第23集团军，2003年第23集团军撤编，原部队并入第16集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血脉绵延不熄延续至今，这支具有如钢铁般严明的纪律，顽强坚韧的作风的部队，依然还留在人民军队的序列之中。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