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24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先生表示，西方民主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美国学者福山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把西方民选体制描述成人类政治形态的最终必将走向之大同，然而他绝口不提的一件事，就是民选体制和民调一样，有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它的“可操纵性”。民选体制的可操纵性与民意调查的可操纵性的本质是一样的，是西方民选体制的一个重大秘密。民选的可操纵性在于，民选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认知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媒体。

今天，大众传媒已经成为选民认识候选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途径。一次大选集会如果能召集到几千人、上万人已是不得了，然而一次电视竞选演讲收看者往往数以百万计。所以，大众传媒已经在今天西方民选体制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选民不得不通过大众传媒来认识候选人的时候，大众传媒就有了蓄意描绘和刻画候选人的“自由”。例如，在上一次大众选举的时候，法国大众传媒将候选人马克龙说成是“不左不右”、能够团结大多数法国选民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质疑，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这位政治家，他只当过一个财政部长。马克龙是谁？谁也不知道。在法国，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媒体支持谁，谁就能当选。

那么媒体如何蓄意刻画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呢？对此，郑若麟先生有一段亲身经历。20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法国一家国际电视台TV5 Monde（世界电视五台）邀请一批外国常驻法国记者来采访法国各大总统候选人，他们当时邀请郑若麟先生采访一个名叫Jacques Cheminade（雅克·舍米纳德）的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一个正式的总统候选人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得到500名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的话，是不可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的。舍米纳德在法国媒体上都被描述成一个“极右翼”的总统候选人，但郑若麟先生和他一接触，发现这是政治观点上实际属于中间派、甚至有点左翼的政治家。于是，郑若麟先生就想纠正法国媒体戴在他头上的这样一个错误印象、来恢复真相。

结果，郑若麟先生采访了他大概四五十分钟，没想到在最后播出的十分钟左右剪辑出来的专访中，他发现自己采访的这个舍米纳德也是一位疯子。也就是说，当媒体要把你蓄意描述成是“极右翼”的一个政治家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剪辑让你产生这样的印象。结果，舍米纳德在法国选民当中得票率是最低的，非常低，是百分之零点零几，但是他却能够说服500名民选官员，在当面面对面谈的时候，说服他们把手中的票给他。

我们发现了什么吗？媒介在当中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选民因为没有机会直接与候选人面对面接触，结果他只能相信媒体，所以媒体通过对总统候选人的描述，操控着选民手中的那张选票。此时问题就来了，那媒体本身是谁操控的？媒体是被资本这个权力操控的。法国绝大多数的媒体都操控在私人手里，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操控的。法国有三大真正的权力，不是司法、立法、行政，而是资本、政权和媒体这三大权力。资本一手通过资助政党和政治家控制着政权，另一手利用媒体来选择政权的构成，利用媒体来挑选候选人的当选。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资本是控制民选体制的最后力量。

民调也同样，民调比选举更直接地被控制在资本的手里。张维为教授提到的民调为什么会把中国的民主排名往前提了，因为它当时是一种匿名的网络调查，这个可控制性就比较弱，那这样一来就对中国有利。但是在西方民调的专家们眼里，这样的民调的代表性是不够充足的，它没有对被调查者的身份、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经济收入等一系列决定着这些选民手上的那张选票走向的要素进行分配、调查和研究。因此，匿名的网络调查在西方社会一向是遭到专家们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的。

然而问题就在于，当民调照顾到上述的所谓各种要素的时候，民调就悄悄地向着可操纵性的方向滑过去了。因为民调在调查对象的选定、在所设问题的提问、在所获答案的合理修正等各个领域都是可操控的。在法国，民众因为投极右翼的票，属于政治上不太正确，所以他宁可对民调者撒谎说我不投，但实际上他会把票投给极右翼。而法国民调、政治性民调出现最大错误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这个方面。2002年法国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民调错误发生了。当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认为，法国总统第二轮大选将在传统的右翼希拉克和传统的左翼若斯潘中间进行，谁也没想到，极右翼的让-玛丽·勒庞却战胜了左翼社会党的若斯潘，进入了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

这一错误说明，民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从民调到民选，只要有可操作性，我们就要对它打一个硕大的问号。所以，民选体制是一种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体制，只有真正了解参透它的人，才能够真正看清和理解民选体制和民意调查是如何运作及其利弊的。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