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都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这是埃德蒙·菲尔普斯在深入分析西方19世纪英国、美国的相继领跑，比利时、法国、德国的快速追赶崛起，以及荷兰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停滞落后的观点。

自2015年，中国GDP已约两倍于日本、三倍于德国、四倍于法国，坐实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如今，中国开始在一些领域走向世界前列，准备尝试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这是中华民族迎接创新方式转变的重大课题。

一、关注服务体系——系统性新经济形态

有人认为创新源于科技进步，尤其是技术的重大突破。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人们最关注的重大科技创新也往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知识体系长期酝酿的结果。甚至可以说，重大科技创新是人类既有科学知识系统在成熟时向实用和市场转化的一次集成突破。

大宪章与英国民主宪政传统的诞生

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

第一，英国的成功创新不仅仅是蒸汽机的发明，而是大量应用类产品如水利纺纱机、多锭纺纱机、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蒸汽机车、蒸汽轮船等一系列创新的集合，才推动了大产业的形成。必须承认，大批没有记载的工匠、企业家的细微的、面向应用的“创新”，才积累出了产业革新的滚滚浪潮。

第二，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能够将创新转化为社会经济全面崛起的重要原因，是其自身演化出一种系统性新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例如：《大宪章》对私有财产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牛顿、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物理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牛津、剑桥等新型大学的出现；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的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业革命的保障；政府给予科学家和技术发明者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等等。

新经济体系的综合作用，培育和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将这个国家送上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成就了国家的全面领先。

二、关注企业家——主动型创业的实践者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他对企业家与企业做出如下的定义：“将这些新的组合加以推行的组织，我们称之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之为企业家。”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创新的可能性被打开后很快会流传出来，但创新的真正实现或应用却需要又足够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筹集资本、组织新兴企业、开发潜在的新产品。简而言之，把事情做成。”

我们必须厘清，科技发明和创新是两个概念：科学技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有其自身发展的周期的；而创新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必须有收益，必须面向实际应用的。相对于可以从公共学术刊物上可以免费获取的“新科技”知识，面向市场的“新组合”知识表面上虽不那么“高、大、上”，但却能够经历市场竞争筛选和客户用脚投票，更加务实的改变世界。

在当下中国，80后、90后具备创新主体的素质，不容辜负。2016年，他们最大的36岁，最小的17岁，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在青少年时期集中接触到了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积累的文化和科技精华，并率先使用互联网打掉信息壁垒，他们对西方世界没有天然的仰视，他们有创意、有情怀、有视野、有资本。

更重要的是，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正是“由被动型生存型创业”转为“主动型实践型创业” ，有着为愿意实现个人价值而创新的“勇武精神”。通过自如的利用网络生态，他们不仅能够自己进行创新，也能充分利用外界的创新；不仅充分实现自己的创新的价值，也能够利用网络充分实现自己创新“副产品”的价值。 

三、关注市场选择——实现开放式创新

要“驱动市场的创新”还是要“被市场驱动的创新”是个一直被争论的问题，是否赢得市场是评判创新的标准。

“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他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彼得·德鲁克多次指出，创新不仅仅是聪明的创业和发明，创新不一定必须和科技有很大相关，很多科技含量很低甚至“零科技”的社会创新，不仅机会更多，而且效益更大。英、美、德、日曾经的崛起之路，也均是在紧跟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的同时，不断推动实用性创新走向市场，才构建其本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独特的大平台、巨网络，可以让开放式创新有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并获得更多的收益与更强的竞争力，每一个创新者能够更方便快捷的寻找资金、技术、外包、团队、咨询或战略联盟等合适的商业模式，并能更快更好地把创新思想变为现实产品与利润，极大降低创意从产生到最终成为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的损耗。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高成本的创新活动，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开放式创新”正在逐渐成为先进地区的企业创新的主导模式。

四、关注核心技术——打造创新发展基础设施

如果一个市场的规模足够大、层次足够丰富，并且在其中创意创新实现转化的协作效率足够高、成本足够低，那么许许多多看似“不起眼”、“草根”的微小创新就将不会再被白白耗损，而是能够被敏锐捕捉和筛选，甚至不断放大升级，最终就会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在以前似乎不能想、不敢想、不去想，但现在它却正在一步步实现中，商业逐步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使用阿里云减少维护成本

以阿里云为例，2015年10月，阿里云在有“全球科技公司计算奥运会”之称的Sort Benchmark竞赛中，阿里云飞天分布式计算系统在其含金量最高的两项比赛中，打破了全部四项世界纪录，把100TB数据的排序时间缩短到了377秒。阿里云自主研发的OceanBase是中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也是全球首个应用在金融业务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它承载了2015年天猫双十一100%的交易流量和支付宝的整个核心链路。

阿里云开始打造开放平台，为更多人提供服务。阿里研究报告显示，对于技术类创业企业，采用公共云平台后，计算成本平均降低70%，创新效率上升300%，阿里云计算希望未来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和电、水、气、网络一样，成为创业创新重要的“基础设施”。

阿里云和华为的发展道路相似，都是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从跟随追赶到不断创新突破的一个典型缩影。这背后，正是来自应用场景的切实“商业机遇”和“市场倒逼”激发系统性创新和突破，帮助企业实现了由跟随到领先的跨越，并带领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中国将进入创新突破期的关键时点，原有的创新模式就必须要进行系统性转变。如果此时将关注和聚焦点过度放在脱离市场需要和没有大规模应用场景的科技上，反而可能会造成资源投入的效率低下。相反，立足于市场的创新，其创新覆盖面广、创新体量大、投资效益高，而且能够在市场的运转中持续不断的诞生和演进，更能够为重大科技创新浪潮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崔瀚文

（作者：崔瀚文 阿里商业评论执行总编，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

（编辑：蒋慰慧 余寒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