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最坏的时代，却是他个人最好的时代。

12-25上任，12-25卸任。

十年议长，难说功成身退，却足以史上留名：往小了说，他制定规则允许议员带新生儿进议会投票；往大了说，他的数次决定，深刻影响了英国”脱欧“的进程和走向。

比起乏味的”脱欧“，他的故事要精彩得多。

我们要了解和记住的，不该只是那句带着长调的喊叫：Orderrrrrrrrrr！更不该是他家里那只名叫”Order"的猫，和他时不时露出的像猫一样的坏笑。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党派的故事，更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他叫约翰·伯考。

一

“我是人。人都会犯错。我有缺点。我也犯错。我每天努力少犯点错……我不是说自己做的都对。是不是个好议长，我自己说了不算。”

约翰·伯考，57岁，英国第157任议长。

说这话时，他坐在铺着大红地毯的大红房间的大红沙发椅上，四周墙上挂着真人大小的历任议长巨幅画像，其中一幅是他自己。

这是议长官邸，占据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英国议会大厦西北角的三层，窗外可以看到泰晤士河。

他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年。

官邸内外，透着股贵族气，让人不自觉有些拘谨。倒是伯考，面对第一次见面的记者，露出招牌式“坏笑”，让气氛轻松了些。

“或许我不该这么说自己，但其实，我这人有点怪的。”

担任议长10年，首相先后换了四个。除了工党的戈登·布朗，后来保守党的戴维·卡梅伦、特雷莎·梅和鲍里斯·约翰逊，大概都不会反对他这句“怪人”的自我评价。

卡梅伦甚至骂他“a little shit”，鄙视他自命清高，颇似跳梁小丑，而这个little，或许也在讽刺他是个“矮子”——5尺6吋，不到1米68。

怎么翻译呢？直译“一坨小屎”，似乎最为“信达雅”。

二

伯考和卡梅伦，相爱相杀。

伯考从小练网球，拿过全英12岁和14岁组别冠军，要不是后来膝盖有伤，他很可能变成网球职业选手。

不知谁看中了谁，或是大家各取所需，伯考和卡梅伦结成网球双打，这一组合延续四年，直到2005年卡梅伦出面竞选保守党领袖。

卡梅伦，典型政治精英。

其家族在英国金融界历史悠久。他中学在伊顿公学，这里号称“英国政治家摇篮”；大学在牛津，和鲍里斯·约翰逊是同学，同为精英学生团体”布灵登俱乐部“成员；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坛。

伯考，非典型政治草根。

祖父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后来移民英国。父亲曾和兄弟合营一家卖车公司，后来生意不行，转行在伦敦开出租。伯考从政前，在银行和顾问公司干过，虽然时间都不长，但据说赚了不少。

2005年，卡梅伦出马竞选党内领袖。网球场上的默契，显然没有延续到政坛。

伯考公开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克拉克，宣称伊顿这帮人或是只接受白人男性的“俱乐部”成员，不能给保守党带来新气象。

伯考后来向朋友透露，卡梅伦曾找他私聊，想让他支持自己，还抱怨他提起俱乐部只接收白人会员的传统，说自己可不敢退出，这会惹他老爸生气。

结果，39岁的卡梅伦赢了，成为保守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党领袖。

而伯考，被一些保守党议员称为“墙头草”、“油滑的人”，说他“不是我们的一员”。

这些说法，当然有所指。

毕竟，伯考的立场发生过戏剧性变化。这一切，要从“不满之冬”说起。

三

“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un of York.”

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开卷，写下这句对白：我们的不满之冬，已被约克的红日照耀成光荣之夏。

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一落千丈，通胀率高达30%。政府屡次限制加薪幅度，引发工会不满。

1978年冬，工会组织福特工厂15000名员工罢工。罢工潮迅速蔓延到运输业、医疗业、学校、机场，甚至卫生行业。因为没人倒垃圾，伦敦市中心莱斯特广场上，垃圾堆成山，老鼠当街乱窜。

12-25，英国约150万人罢工，这天的”行动日“，创下50多年来罢工人数之最。

“不满之冬”成为这一时期的专属名称。

“很多有钱人过着好日子，可那些底层百姓，很多只能艰难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即使现在，伯考说起这些话，依然会动情到落泪：“任何一个政府，要是还有一点点同情心，也会保护自己的国民。”

“不满之冬”，激发出他从政的初心。

1979年5月，伯考在现场听了撒切尔一场竞选演讲，心潮澎湃。

"我当时有点死缠烂打。演讲快结束时，我已经挤到了第一排。那时我16岁。我告诉她，她的演讲让我很振奋，她就问我：'伯考先生，你有没有加入青年保守党？'我说：'还没，但我来听你演讲，很受鼓舞。'“

一天后，保守党横扫工党赢下大选。撒切尔成为英国首位女首相。

几个月后，伯考加入保守党。一年后，他成为党内极右翼组织“星期一俱乐部”秘书长。

“当年我18岁。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恶毒的极右意识形态可以弥补我身材矮小的不足。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像是给自己找借口。”

“星期一俱乐部”成立于1961年，该组织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其反对非白人移民英国以及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立场。伯考本人就穿过印着“绞死曼德拉”的文化衫。

18岁的伯考，像个愣头青，做下不少荒唐事，以至于后来以青年保守党党员为对象的杂志Armageddon，在1986年发表过一篇名为《约翰·伯考的把妹指南》文章，分享伯考的“秘笈”：在姑娘面前显摆信用卡，给她们的胸部起别称……

“加入‘星期一俱乐部’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政治错误，直到今天，我都为此感到无比羞耻，这种羞耻感将伴随我一生。”伯考说。

18个月后，伯考“良心发现”，退出这一组织。

20年后，2001年，“星期一俱乐部”被保守党正式扫地出门，撇清干系，从此日渐式微。

但在这20年里，伯考却在保守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子，从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到代表Lambeth区的保守党区政议员，直到1997年，成功进入议会，成为一名保守党议员。

这次的代价，是1000英镑。

四

1987年和1992年，伯考两次竞选议员，都以失败告终。

1996年2月，机会又来了。这一次，伯考做足准备。他同时在两个选区登记，参加党内候选人竞选，一个是他的Surrey Heath苏莱西斯选区，另一个是Buckingham白金汉选区。

在白金汉选区，保守党优势明显，只要能成为党内候选人，在大选中成功当选的可能性极高。伯考当然不会放弃。

问题是，这两个选区的选举会议，在同一天举行。难倒只能二选一？

“最佳拍档”朱利安·路易斯给他出了个主意：先参加苏莱西斯选区，结束后马上搭直升机飞到白金汉选区！

看似“损招”，却是”棋高一着“。

伯考花1000英镑，真的租了辆直升机，及时赶上了白金汉选区的选举会议。

1997年，他得偿所愿，以白金汉选区的议员身份，走进议会大厦。

这个朱利安·路易斯，绝对是伯考的”贵人“，连伯考的妻子，都是他给找的。

五

伯考在埃塞克斯大学读书时，因为组织反对核裁军运动，向“安全促和平联盟”寻求支持。路易斯当时正是该组织领军人物。

两人都是保守党、都是疑欧派、都反对欧共体、都不认同核裁军，都主张英国要加强核威慑力，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口才了得。

1989年，两人同时受邀，在一个保守党学生周末会议上演讲。回家的火车上，两人越聊越投机，决定合作干一番事业。

很快，他们的“演讲与竞选高阶课程”开班，为有志从政的保守党成员提供辅导。路易斯负责竞选课程，伯考负责演讲课程。

有一次，两人去伯明翰给保守党学生培训。38岁的”大哥“路易斯，招呼26岁的伯考：瞧那个姑娘，头发长长卷卷的，美翻了！

她叫莎莉·伊尔曼，也是保守党人。培训后，三人约在大学迪厅见面。路易斯后来说：“瞎子都看得出来，她对伯考比对我更感兴趣。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莎莉在牛津基布尔学院主修神学，后来转到广告和公关专业。年轻时，她聚会喝酒、搞一夜情、后来“叛党”、参加《老大哥》真人秀，甚至只裹一条床单以议会大厦为背景拍封面照，宣称老公的“议长”身份就像一剂春药……

莎莉绝对“有性格”。两人处了一段后分手，直到2002年1月再续前缘，随后进入快车道，6月订婚，12月成婚。顺便说一句，伯考的伴郎，正是路易斯。

1992年，莎莉退出保守党，转投工党；1997年大选时，不遗余力为工党摇旗呐喊，成为积极分子。

当伯考日后被保守党同僚指责”立场摇摆“，甚至和工党”暗通款曲“，并将此归罪于莎莉对他的影响时，伯考这样解释：

”你关心她，她是你家人，是你深爱并一起走入婚姻的人，当然会对你有影响。萨利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当然，的确如此。但我一路过来的转变，根源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什么地方？

六

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碾压保守党赢得大选。

伯考这时候没有动摇。

四年后的2001年，保守党再遭碾压，659个选区，保守党只拿下166个，仅比四年前多一个。布莱尔的工党，赢得413席，继续执政。

”我继续之前的纲领，以为渲染‘疑欧’能赢得选票。我完全错了。保守党也意识到，在世界各国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疑欧’和‘恐欧’，完全是两码事。”伯考这时依然持“疑欧”立场，但显然，大选失利让他开始产生动摇。

他认为保守党却对公共服务不上心，内斗也带来巨大损耗：”一些核心选区，分裂严重，社会底层的挣扎和煎熬显而易见。布莱尔政府看起来的确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工党持续奋进，保守党持续萎靡。

2002年，和伯考同届成为议员的特雷莎·梅，在保守党年会上一鸣惊人，称自家党为”污党“，Nasty Party。

伯考深有同感。

实际上，他对保守党传统政策的质疑，来得更早。

1999年，他投票支持针对同性恋设定不同法定年龄的提案，但很快反悔。

“我不确定自己做的对不对。投票后我进行了反思，和同性恋者、教堂负责人以及一些父母进行了沟通。之后我认定，不应在法律规章上对这一群体有区别对待。于是我向议会说明，我改主意了。”伯考后来回忆说。

2001年9月，伯考进入邓肯·史密斯的影子内阁，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当了四年议员，终于从后排坐到了前排。

但他和保守党的矛盾激化，也越来越明显。

七

英国议员虽然有600多人，但议会下院，只有400多个位子。据说这是丘吉尔的主意，目的是”人挤人，热闹点，免得空空荡荡“。

走进议会下院，正中是一条走廊，和门相对的位置是辩论台，台后坐着下院议长和书记官。

靠近议长一侧，左边执政党，右边最大在野党，靠门口位子，坐的是各个小党派。

首相和内阁成员坐第一排，也就是所谓的前排议员；在野党有和政府完全相同的一套班子，称为影子内阁。

简单来说，前排议员属于党内核心成员，在议会也有更多发言机会。

口才了得的伯考，用四年时间，从后排坐到了前排，但才做了10个月，他就选择退出。理由和夫妻离婚常用的”性格不合“差不多，叫“理念不合”。

事情源于议会的一项提案，允许未婚伴侣领养儿童。保守党抵制，领袖邓肯·史密斯要求所有党员投反对票。

也许是之前同性恋法定年龄区别化的议案，让伯考对特殊群体有了更多了解，他公开违背党的指示，投票赞成，甚至不惜失去前排就坐的资格。

他不愿为一个缺乏魅力也没有前途的领袖，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对于邓肯·史密斯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成为首相的概率，伯考说：”这就像在沙漠遇见爱斯基摩人。“

伯考说对了。2003年，史密斯被迫下台。迈克尔·霍华德成为保守党新领袖。伯考再次应召，坐到前排，成为影子内阁国际事务发展大臣。

好景不长，又是一年不到，伯考再次回到后排，这次是因为霍华德被不信任投票罢免，影子内阁也集体失业。

”那时候，霍华德极力反对英国增加欧洲援助预算，我认为他的这个动议方向错误、自我沉迷，毫无成功可能……你是个独立国家，可以完全自主，但现实是，你在这个世界需要盟友……独来独往的方式极其脆弱。“

虽然没有公开表明立场，但这时的伯考，距最初那种”排外“、”疑欧“的立场，已经越来越远。

未来仕途，又该往何处去？

“实际上，我在议会陷入撕扯、被拉进纷争，甚至一度成为备受折磨的魂灵。当后排议员时，我想冲到前排；真坐到前排，我又想回到后排……我大概不擅长做前排议员，因为服从党的决策、接受集体路线，我真的不擅长。”

这么“作”，怎么办？

好办！坐中间，当议长！

八

”我尊敬的国王陛下，我无眼可视，无舌可言，下院引领着我，我是这的奴仆。“

这话来自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议长，威廉·伦索尔。

12-25，国王查理一世带着400名士兵，闯进议会下院，要议长交出五名议员，罪名是”叛国“。

这个”国“，不是国家，而是国王。查理一世治国无方，各地暴乱频起。平乱开销巨大，国王屡屡加税，弄得民不聊生。议会不从，对国王进行各种制约。

伦索尔面对查理一世逼问，不卑不亢，维护了议会的尊严和立法权独立，更成为后世议长们的楷模。

从这天起，再没有国王踏足议会下院。下院也保持着一个传统：新一届议会开张，女王循例到上院演讲，其礼宾官走到下院门口时，下院大门会在他面前重重关上。

议会，就是要监督和限制政府的权力。

国王和议长的这场对峙之后，英国陷入内战。

七年后，查理一世被当众斩首，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国王身份被处死的英格兰国王。

查理一世以恶名传世，却成就了议长伦索尔的万世流芳。

九

”首先，我绝不是从小就立志做议长，因为没人会立这种志向。”伯考说着就笑了起来：”议长就是个裁判。“

伯考40岁才有当议长的念头，个中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995年23岁那年。

那一年，他被任命为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大臣乔纳森·艾特肯的顾问。

1999年，艾特肯因犯伪证罪别判18个月监禁，做了七个月牢之后提前出狱。

2003年的一天，伯考和妻子莎莉，约上艾特肯夫妇，一起小酌闲聊。

伯考不久前刚从前排议员“请辞”。艾特肯有意无意向伯考提到了一个人，赛尔文·劳埃。

劳埃也是保守党人，战后曾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后来内阁洗牌，他被踢出局，做了9年后排议员，1971年，当选议长。

“我就是想到了这个而已。”艾特肯说这话时，冲伯考眨了眨眼。

酒局结束，各自回家。路上，莎莉说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你喜欢议会。不管怎么样，你有个好记性！“

做议长，要记600多个议员姓名，还得把名字和脸对上号，这工作，的确需要好记性。（伯考当选后，的确只用了一周就做到了这点。）

十

议长并不好当。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议会也被称为世界”议会之母“。作为掌管议会的议长，本该”母仪天下“，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早在1258年，议会中就有人担任类似议长的角色，但真正被赋予”议长“头衔的，是1377年的首任议长托马斯·亨格福德。

最初，议长不过是国王安插在议会里的自己人，名为议长，实则为国王利益服务。稍有差池，惹国王不高兴，轻则下岗蹲监狱，重则脑袋搬家。

1394-1535年间，七位议长被砍头。其间的1510年，亨利八世还处死了两位前议长。

这是一个极危险的岗位。被选中的人，大多并不情愿，就任时，要其他议员前拉后推，把他扯到议长席上。

如今，议长之位早已成为香饽饽，但新议长上任时，故作扭捏姿态，等其他议员拉上去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

伯考终于在2009年，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不过，他的当选，却很蹊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