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凸显——
　　
单兵突进无法涉过改革深水区，如何撕开突破口？
　　
王靖的办公室在浦东新区政府办公楼第二十层，天气好时能看到远处的陆家嘴——上海自贸区金融片区的核心区域。2014年2月，她从上海市政府机关处级岗位上提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一年半后任浦东新区副区长。那段自贸区初创的日子让她难忘。
　　
在第十二层楼办公的另一位副区长管小军，更牵挂川沙新镇。2014年6月，时任浦东新区发改委主任的他，调任川沙新镇党委书记，走出机关去读懂基层。
　　
这两位70后，都是2013年在上海市委一号课题“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调研中脱颖而出的后备干部。
　　
改革千头万绪，“一号课题”为何聚焦“年轻干部”？
　　
2012年底，上海市委调研发现，1931名市管干部，55岁以上占50.6%，意味着5年内一半以上面临退岗退休；45岁以下的正职仅占3.6%，副职也只有13.8%。
　　
“很多局、处级干部缺乏基层经历。市委换届，找各方面优秀的年轻干部很难。”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健麟回忆道。

中央巡视组当时给上海反馈的一条重要意见，也是年轻干部培养选拔问题。
　　
不仅人才告急，步入改革深水区的上海，面临一系列挑战：
　　
2012年，上海GDP首次突破2万亿元，常住人口连续19年负增长后再次正增长，达2380万，土地、环境、安全压力不断增加；
　　
这一年，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引发关注：市民秦岭给市委领导写信，诉说身为退休工人的父亲患癌就医种种艰辛；一些外地速成鸡流入快餐店，舆论和消费者追问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转型发展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2012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写道：社会结构快速变化，平衡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越来越大；特大型城市的物价上涨、食品安全、收入分配、养老服务等民生问题更为复杂……
　　
瓶颈凸显，怎么破？
　　
到基层去——
　　
扑下身子寻找真问题，决策才能接地气、有底气
　　
深入基层调研，是上海市委推进重点工作的传统。

“要让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畅所欲言，顺耳的要听，刺耳的也要听。了解真问题，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
　　
“一号课题”的选题均来自基层调研，解决问题的路径也是调查研究，既搞清楚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又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课题将大调研作为干部选拔新方法，分两批选派20个调研组，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等180多家单位，地毯式摸排，与1.66万余人次谈话，发现一大批原来不在组织视野内的优秀年轻干部，突破了原有机制的局限性。
　　
2015年“一号课题”是“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早在2014年6月，上海市4套班子已组织到政府部门、区县、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一系列专题调研。“半年理清一个重要思路：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政府担当什么角色？”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刘岩介绍说。调研形成两个专题报告，最终推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22条意见”。
　　
“创新社会治理”课题确立之初，上海市委集中了41名同志组成4个调研组，走访152个街镇、228个村居，座谈访谈4700多人，历时4个月，找准了基层治理症结所在。调研组还在延吉街道发现了一个“好东西”——睦邻中心。
2010年，延吉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整体托管第一睦邻中心——涵盖居委会、用餐中心、党员服务中心、亲子园等。短短几年，10多家社会组织每年服务居民5万余人次。
　　
“政府花钱不多，百姓却有了获得感。”时任杨浦区委副书记唐海东回忆道，“居委会未必做得了的养老等问题，社会组织接手，做得好不好，有一套评价机制，还和收入直接挂钩。”目前，睦邻中心在杨浦区发展到52个。
　　
激发居民自治，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延吉街道调研成果，被写入市委社区治理“一号课题”的“1+6”文件。
　　
谋势在先——
　　
用调研得来的底气，找准中央要求与上海发展结合点
　　
2013年到2016年，上海每年推出的“一号课题”，都事关改革发展大局，既撬动一个领域的变革，更带来全方位创新突破。
　　
“市委选择‘一号课题’必须综观大势、立足大局，将中央要求和上海实际、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谋划长远发展紧密结合。”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说。
　　
“要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长期积淀，不能‘大跃进’。”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说。
　　
上海不是不要速度。科创中心要有全球影响力，得拿出“国家队”的实力担当——上海加速打造世界级基础研究平台，2016年2月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才一年便汇聚世界科技前沿的诸般利器：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平台等顶级大科学装置，当年立项、当年开工，“上海速度”不含糊。
　　
加快科创中心建设着力点，更落子改革体制机制、营造鼓励科创环境。
　　
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出台这一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爆出“大新闻”——15项新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合同总额超8亿元，达到前5年科研成果转化总额；5个化学新药获临床批件。
　　
这归功于体制机制改革提速。论文导向被扭转了，获临床批件团队可获高级职称评审名额，获新药证书更奖励2个正高、4个副高名额。成果收益按“5∶2∶3”比例分配：收益七成归团队，其中五成奖给发明人，两成给予团队进行后续研发，剩下三成“反哺”所里。
　　
新药研发期人员变动怎么办？“世袭制”让大家安心：一位退休近10年的老教授，当年参与的新药研究成功转化后，她仍拿到一大笔奖励。
　　
“做药周期长、花钱多、风险大。治疗老年痴呆，全球14年没出新药，1000亿美元砸进去，失败率99.6%。我们正研究一系列治疗老年痴呆的药，有的进入三期临床研究了。”副所长叶阳说，“我们都希望造福人类，激励机制就要激发这一正能量。”
　　
核心是人——
　　
基层组织从抓经济建设转为公共服务，增加群众获得感
　　
叶阳们的期许，也是“一号课题”愿景——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紧密结合。

2014年，社会治理创新成了“一号课题”，让“基层增能力、组织有活力、群众得实惠，让基层干部眼睛为之一亮，更要让基层群众眼睛为之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