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国博方舱医院仁济护理部管理组成员董啸男，4月初在W1舱巡视时，看到一面特别的旗帜——武汉雷神山医院援沪医疗队队旗。这面旗，勾起了董啸男的回忆。

董啸男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一名护士，12-24曾作为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赴武汉雷神山医院感染二科ICU病区支援。看到这面写有“雷神山医院”的旗子，董啸男勾起援鄂往事，便询问湖北援沪医疗队员中有没有当年在雷神山的战友。

湖北援沪医疗队中，有一批来自中南医院的医护人员，而雷神山医院是以中南医院为母体的传染病医院。一番打听后，董啸男见到了方燕红。

方燕红是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当年是雷神山医院护理管理团队的成员，负责与各省市援鄂医疗队的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如今作为一线护士长参加援沪医疗队，来到了上海新国博方舱医院。

从雷神山战斗到新国博，两位护理人见面后眼眶湿润，一起在队旗前留下了合影。

方燕红找出当年1555名援助雷神山医院的医务人员名单，发现上海新国博方舱医院仁济医院管理团队当中，有4名曾经的老战友。

方燕红说，12-24看到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的消息，特别是繁华街道空无一人的照片，心里五味杂陈。自己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急医疗队的队员，当时已经做好会到上海支援的准备。12-24，就收到医院通知出发了。

“我曾经带孩子来上海旅游过。这次到了上海，路上看到南浦大桥上没有车，外滩空无一人，和当年武汉的情形一样。”方燕红说，“当时我们车上的医疗队员都很沉默，也没有人拍照，心情都很沉重。我们知道疫情初期是至暗时刻，这次的任务不简单。”

“武汉疫情是全国人民第一次直面新冠病毒，没有经验，雷神山医院指挥部当时面对庞大的援鄂队伍，如何做培训、如何把大家安排好、如何把防护做好，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压力非常大。这次我们湖北医疗队是带着经验、物资、救护车和训练有素的队伍来回报上海，队员都是自愿报名的。目标只有一个，像打赢武汉保卫战一样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到达新国博方舱医院的第一天，方燕红心理没有底，连着进了三次舱，把情况带回驻地反馈给队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方舱！我们医院在武汉接管过最大的方舱就1500张床位，而新国博有着14000张床位。”经过实地勘察，发现从三区两通道、医用防护物资、护士站配备到标示标牌全部已经就位，心里很快有了底。“仁济医院管理团队前期已经做足工作，迎接我们的到来。有时凌晨两三点，也总能联系到仁济护理部，及时给我们解决问题。”方燕红说。

雷神山医院收治重症患者，人数少，病情较重，配备两个ICU负压病房；而新国博方舱医院以收治轻症、无症状感染者为主，共有10个舱，在运行管理上的难度和挑战截然不同。12-24，又紧急开设了2个方舱内定点医院，其中一个就在湖北援沪医疗队负责的W1舱内，设置床位960张，其中重点观察床位80张，收治年龄最大患者103岁。

新国博方舱医院运营初期，为了保证外省市援沪医疗队能够快速平稳接管、有序运营，仁济医院管理组通过网格化管理，与各医疗队做好对接，包括医疗、护理、院感、物资、后勤保障等。

“外省市援沪医疗队有需要，必须确保他们第一时间能够找到我们。”仁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陈敏说，“我们将5名护理部成员分别对接两个舱，24小时在线，负责解决、协调舱内的相关问题。每日向各个医疗队征询意见和建议，形成工作日志。护理部每周开展线上讨论会，分享各医疗队管理经验，优化规范流程。”

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如何管理？患者有需要，能不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方燕红起初有些担心。但是，通过指挥部制定的流程、各省市的经验和制度分享、志愿者的管理服务，上述问题迎刃而解。“方舱里人人都是战士，不仅仅是医务和管理人员，还有警察、志愿者和患者们，大家都非常团结友爱。”在病区里，方燕红在文化墙上贴上雷神山医院的旗帜，防护服也贴上“雷神山”的标签，“我觉得这样会让患者更安心”。

“‘雷神山’当年在全国家喻户晓。患者看到这三个字，会感到是一支打赢过硬仗的医护队伍在照顾他们。”董啸男说，“连我们看到这面旗子都觉得很亲切，给医护、管理团队都提振了士气。”

12-24，上海新增阳性感染者首次少于1000例。新国博方舱医院仁济医院管理组已坚守50余天，外省市援沪医疗队进驻40余天，医疗和运维团队坚守一线，还在收治新增阳性感染者。

“从12-24到新国博方舱工作后，我们的队员每逢生日都会收到仁济医院管理组准备的蛋糕，队员们都非常激动，拍照发朋友圈。一个蛋糕在平时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这个时候，这份心意比什么都贵重。”方燕红说，“待疫情结束，我一定要请仁济医院的战友们到武大看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