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4，我们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官寨乡小妥倮村见到了杨妞花。这是杨妞花寻亲成功之后第九次回到贵州家乡。给亲生父母修建新坟后，姐妹俩第一次陪他们吃了一顿“团圆饭”。

12-24，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12-24，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在庭审现场，杨妞花恳求严判余华英，还所有受害家庭一个公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旁听席上，坐着三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们都是被余华英拐卖了儿女的家长。1994年，陈丙连的小儿子被拐卖；1995年， 郭显奇的两个儿子被拐卖；1996年，罗兴珍的一双儿女被余华英拐卖。正是因为杨妞花的勇敢和坚持，他们找到了与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

在被拐卖的孩子中，杨妞花是个特例，为了找到自己的至亲，为了抓住人贩子，她愿意将自己的身世公之于众。

1990年，杨妞花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5岁那年，她和8岁的姐姐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来到贵阳生活，这是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所以杨妞花的父亲要求两个女儿直呼家人姓名，万一走丢了，孩子也可以根据家人的名字找回家。然而，周围的环境防不胜防。

不久后，妞花家隔壁搬来了一户三口之家，妞花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邻居阿姨经常带着女儿找妞花玩。某一天，在得知妞花想要一副织毛衣的签子后，邻居阿姨以买毛衣签子为由，带走了小妞花。

杨妞花回忆，这个阿姨带着自己坐汽车、坐火车，逐渐露出了“真面目”。在火车上，小妞花牢牢记住的不仅有阿姨的长相，还有自己的名字，“在我被拐走那一天凌晨，我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带着一大堆人，她冲在最前面，她一直在喊妞花啊，妞花……我是从这个梦里记住的我的名字。”

妞花被邻居阿姨带到了一个农家院子里。5岁的她并不知道，这里是距离自己家1600多公里的河北邯郸。

在给妞花寻找买家的那段时间，阿姨就在这个落脚点和不同的男人见面。在来找阿姨的众多男人中，有一位南方人，妞花听得懂他的方言。正是在这个男人与阿姨的对话中，妞花听到了“余华英”这个名字。当时，妞花还不知道余华英就是这个人贩子的名字。

十多天后，余华英通过中间人介绍，把杨妞花卖给了一位老人。杨妞花记得，当时阿姨说会来接她。

在河北邯郸，杨妞花听着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长大，“爸妈卖掉的孩子”“养父的童养媳”……难过时，她会一遍遍想起远方的父母和姐姐，以及曾经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温暖记忆。

越是回忆那些时光，杨妞花就越难以相信自己是被爸妈卖掉的孩子。

杨妞花想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眼神里满是疼爱的父母迟迟不接自己回家。小时候经常吃到鸡腿、爆米花，拥有溜冰鞋和洋娃娃的自己，真的是被父母卖掉的吗？

2012年，同村一个被拐的孩子在电视节目里寻亲成功，唤起了妞花寻找父母的渴望，她决定寻找家人。上网发帖、采血入DNA库，但每一次期待最终都落了空。

直到2021年4月，杨妞花接触到了短视频平台。她陆续发布了十多条寻亲视频，有照片、有出镜自述，这次尝试带来了好消息。杨妞花贵州的堂妹和邯郸隔壁村的邻居同时刷到了寻亲视频。在他们的帮助下，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联系上了。

断了26年的线终于接上了。然而，重逢的喜悦很快扑了空。

1997年10月，父亲积郁成疾去世了；第二年，精神备受打击的母亲也去世了，年仅32岁。姐姐杨桑英成为孤儿时，不到12岁。

曾经的杨妞花只想找到家人，但现在她要给死去的父母一个交代。2022年6月初，杨妞花在贵阳成功立案，并辗转河北、贵州多地，向警方提供余华英的犯罪线索。12-24，余华英落网。

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杨妞花不仅找到了家，还记住了余华英的长相和名字，这给警方破案提供了有利线索。不过，能把“余华英”这个名字和人贩子匹配上，那还要靠与案件相关的另一个关键人物：王国付。

杨妞花记得王国付在她小时候来过养父家，而且她清楚地记得是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奶奶把自己抱走的。养家奶奶在世时，也亲口告诉杨妞花她是经王国付介绍，花了2500元买来的。

王国付家离杨妞花养父家很近，走路用不了十分钟。十几岁时，杨妞花就曾向王国付询问自己的来历，但毫无收获。找到家后，她再次向王国付询问自己被拐卖的细节，但王国付不愿意开口，不愿意作证，他害怕自己摊上责任。

为了严惩人贩子，杨妞花一定要从王国付这个中间人嘴里得到人贩子拐卖自己的线索和证据。为了让王国付松口，杨妞花千方百计地劝说，希望能唤醒他的良知。在三番五次的沟通之后，王国付终于对警方供述：“证明（孩子）是小余带来的，我收了钱，余华英给我三百块钱。”目前，王国付已被另案处理。

12-24，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的情况，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以几千元不等的价格将11名儿童贩卖到河北邯郸，造成8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告诉记者：“王国付在案件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是作为中间人，非常清楚当时的情节以及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人数。如果没有他站出来，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找到这么多被拐的儿童。”

因为杨妞花有明确记忆，拐卖中间人尚在世，破案的有利因素很多，贵阳警方立案不久后就将余华英抓获。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是一起公诉案件，但杨妞花想参与进来。她决定向律师寻求帮助。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回忆：“当时我介入之后的案件当时已经到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了，当时量刑建议是14年，我认为这个情节应当属于刑法上的‘情节特别严重’，应该判处无期或者死刑的一个刑罚。因为在基层法院它是没有权力判无期或死刑的，这个时候我及时地向南明区人民法院提了一个提级审判的申请。”

律师申请案件提级审理的同时，还提起了880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杨妞花很清楚这880万元余华英无力偿还，但她依然坚持提出这项赔偿申请。因为有了这个附带民事诉讼，杨妞花除了是这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也是民事案件的原告，可以全程参与案件审理。

当事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痛恨人贩子，积极协助警方取证，主动参与案件审理，这些都是本案进展顺利的关键。

杨妞花的勇敢和坚持，帮助陈丙连、罗兴珍、郭显奇找到了自己被余华英拐卖的孩子。然而，孩子找到了，亲情就能找回来吗？

一双儿女被拐走后，罗兴珍就在原地摆摊，等孩子回家，这一守就是27年。如今，孩子找到了，但她至今没等来一声“妈妈”。

郭显奇还算幸运，他已经和两个被拐的儿子见过两次面。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照顾生意，想为下次与孩子相聚多攒点钱。

余华英落网后，陈丙连的儿子是11名被拐儿童中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如今，儿子生活在邯郸农村，和杨妞花家离得不远。余华英案二审开庭结束后，陈丙连计划去趟邯郸，向杨妞花表示感谢，同时也想去儿子家看看。

出发前，陈丙连忙着准备带往邯郸的礼物，有老家的皮蛋、给孙子的衣服，还有给儿媳妇的耳环。

其实，这是陈丙连人生中第二次去邯郸。1994年小儿子丢了之后，她辗转福建、山东多地寻亲。她记得，当时前往山东需要在邯郸中转，邯郸火车站就是她分发过寻人启事的地方。她没想到，那也是她曾经距离儿子最近的地方。

这次去邯郸的路上，陈丙连做了一个梦，梦里儿子赶到车站接她回家。她希望这个梦是真的。

到了邯郸，来接陈丙连的是杨妞花。

等待见面的这个下午，杨妞花带陈丙连染黑了白发，她希望帮这位妈妈遮掉一些岁月的痕迹。没有了白发，陈丙连看起来年轻了很多。她很开心，因为如果儿子看到妈妈年轻一些，也许就可以少担心一些。

遗憾的是，来到邯郸的第一晚，陈丙连没有等来儿子。

第二天，陈丙连继续为与儿子的见面做准备，她忙着给儿子的家人购买礼物。

来到邯郸的第二晚，陈丙连如愿住到了儿子家。后面的故事，我们不便在场。

离开邯郸前，我们和她又见了一面。“我见到我的儿子了，也见到我孙子了，见到我儿媳妇了。看到一家人和美美的，我很值得，我不后悔。觉得亲情找不回来啊，好像有张纸把它蒙起来的一样，好像什么事我看不清楚，心里还是不好受的。”

丢失孩子的家庭，父母人生被改写，孩子的命运，也在丢失的那一刻转了弯。有人还算幸运，他们找到了彼此，想尽办法用幸福包裹遗憾，但让他们无力的是，遗憾永远存在。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李珂 影像记者：李响 视频剪辑：朱玲敏 实习生：张合澐 编审：陈瑞霖 邢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