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直抒胸臆：“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阻碍的改革同样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虽然不同时期社会革命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战“贫”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构成和目标之一。

答好战“疫”+战“贫”的加试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越是到最后，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地方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时常深入基层走到乡亲们中间，问冷暖，听民声，谋发展，看变化。战“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民本情怀的最深情的体现。

在战“贫”最吃劲的关键时刻，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战“贫”之外添加了战“疫”的严峻考验，形成战“疫”和战“贫”相叠加的社会革命新态势。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常态化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革命之举措，都要受到防疫抗疫的影响，都要与防疫抗疫相联系，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内容出现了复杂化的态势。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框架中，不仅“贫”的生发机理和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而且战“贫”的手段和方式等也都要随之应变。把握这些变化，既是继续推进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必要基础，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初心的时代赶考中连战皆捷的基本保障。

答好战“疫”+战“贫”加试题的入题之点，是要从扶贫对象层面进一步明确“扶助谁”。由于疫情冲击，战“贫”的对象发生变化，呈现出“一分为三”的态势，形成三类需要帮扶的群体：一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贫”努力，正在逐渐减贫但尚未完全脱贫的群体；二是疫情期间由于外出务工受阻、扶贫项目停工或下马、扶贫产品难以销售、产业扶贫困难重重等原因而新生的贫困群体；三是已经看到脱贫的曙光但还尚未完全脱贫的群体，因为受疫情影响而“走两步退一步”。这意味着，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战“贫”，必定要将疫情歼灭战与贫困歼灭战有机结合。做好这道加试题，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大的力度和更系统的设计。

答好战“疫”+战“贫”加试题的破题之点，是要从扶贫主体层面进一步明确“由谁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必须再加把劲，狠抓攻坚工作落实。毫无疑问，“再加把劲”是对扶贫主体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扶贫主体不止一端，具有统一性、多元化和合力化等特点。“统一性”是指中央统筹，党统一领导，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合力战“贫”之格局。“多元性”是指将“重党和政府的作用”与“重社会和大众的作用”相结合，形成党统一领导、以政府投入为主、东西部不同地域间协作、党政机关一对一、军队和武警部队点对点、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群集化合力战“贫”模式。“合力化”是指通过有效的动员、整合和监督，发挥社会不同力量的群集优势，做到人人愿意扶贫和人人能够扶贫。需要指出，疫情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扶贫对象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扶贫主体本身也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战“贫”，需要扶贫主体以更大的意志力和更坚韧的革命精神，拿出临战的状态、决战的姿态、决胜的心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再加把劲”。

答好战“疫”+战“贫”加试题的立题之点，是要从扶贫方式层面进一步明确“如何扶”。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围绕战“贫”“再加把劲”的问题。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基于先前历史上的战“贫”经验，又立足于当下战“疫”和战“贫”相互交织的新形势，开创了中国脱贫攻坚的新局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向世界贡献了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战“疫”+战“贫”的中国方案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迎接新时代社会革命之赶考的过程。

战“疫”+战“贫”的中国方案

战“疫”+战“贫”中国方案的特点之一，是将宏观的顶层设计与微观的实践规划相结合。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主要目标。到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期盼，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近期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明确提出“精准脱贫攻坚战”战略，而且庄严承诺：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打赢这场攻坚战，不仅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强化”（“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上“再加把劲”，而且还要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及内需的巨大潜力，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循环和社会循环，通过扎实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切实完成“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至于如何实现“六稳”和“六保”，以及如何在“七个强化”上“再加把劲”，最贴切的答案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贵在提高贫困治理能力，在扶贫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扶贫的原则，通过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等不同方式，对扶贫对象进行有效帮扶，将宏观的顶层设计具体化。对此，中央及有关部门提出了一套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具体方略，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实践指南。诸如：对我国目前尚存的近200万存在返贫风险的人群和对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群，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落实脱贫攻坚方案；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巩固“两不愁”和“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弹；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实施应保尽保的兜底性社会保障政策；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等等。

战“疫”+战“贫”中国方案的特点之二，是将输血和造血相结合，扶贫更扶志，扶贫更扶智。扶贫的本质，不是“一送了之”、“一发了之”和“一分了之”。真正的扶贫，不仅要富“口袋”，而且还要富“脑袋”。“扶志”是调动帮扶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帮扶对象形成脱贫致富的强烈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转变。“扶智”是帮助帮扶对象掌握脱贫的技艺和路径，使帮扶对象具备自我造血的可持续性能力，从而实现从“伸手要”到“自己干”的转变。树无根不长，国无精神不强，人无精神不立，只有帮扶对象在内因上有“志”和“智”，才能提升输血质量，才能实现自救和重生。弘扬伟大社会革命精神，是答好战“疫”+战“贫”加试题的根本，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

战“疫”+战“贫”中国方案的特点之三，是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脱贫攻坚战考验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干事能力、工作作风，既要运筹帷幄，也要冲锋陷阵。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思想。实践表明，我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谱写出“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的人类抗贫史上的新篇章，取得从2012年年底到2019年年底贫困发生率已经由10.2%下降至0.6%的“决定性胜利”，一刻也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为“真脱贫”而进行的奋斗、拼搏和牺牲，诸如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焦裕禄、孔繁森、李保国、高德荣、黄文秀等。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下，要取得战“贫”从“决定性胜利”到“全面胜利”，不仅更需党的自我革命，而且党的自我革命还要增添新的内容。除了力戒战“贫”攻坚战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也要力戒战“疫”攻坚战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如果在战“疫”攻坚战中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导致疫情反弹，就可能导致复工复产的中断，从而进一步增加致贫和返贫的速度，会使先前的社会革命成果功败垂成。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也是一部社会革命史。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就是围绕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战“贫”、不断构建美好生活的过程。回眸社会革命来时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通过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交出战“贫”的合格答卷；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围绕“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通过“一化三改”把国家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交出战“贫”的合格答卷；改革开放时期，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三步走”战略让中国人富起来，交出战“贫”的合格答卷；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做好战“疫”+战“贫”的加试题，交出令历史和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社会革命的新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