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址概况及往年工作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东北1公里处便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泊所遗址最初被发现于50年代，当时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2008年滇池盆地区域系统调查对该地点进行了复核，确定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并且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片区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及发掘。勘探确认了河泊所片区原始地貌为“台地-水域”相间分布的模式，发掘从2015年开始，截至目前共进行了9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

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发掘示意图

二、2021至2022年发掘区概况

2021至2022年的发掘地点位于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该地点位于河泊所遗址中心区东南方向，其东北部800余米处便是石寨山墓地。从2021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地点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两个年度发掘的面积共计2600平方米。发掘区分南、北、西三块，北部的发掘区位于上蒜一小北侧，南部的发掘区位于上蒜一小内，西部发掘区位于北部发掘区的西侧。

2021年的发掘区集中于小学的北侧，共布设10×10米的探方23个进行发掘，实际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2022年继续在2021年发掘区的东北角布设250平方米进行发掘，同时在西侧及小学内部分别布设20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进行发掘。

出土的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

三、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发掘收获

2021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揭露了主体为两汉时期的堆积，出土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制品2000余件。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并发现了道路、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大量的建筑遗存。

1.封泥

两次发掘出土封泥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官印封泥，共35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42.8%。其次为私印封泥，共248枚，占出土封泥总量的29.6%。另外还有道教封泥4枚，无字封泥45枚，残损严重无法辨别的封泥182枚。

官印封泥不仅包括“益州太守章”“益州长史”“楗为太守章”等郡级官吏的封泥，还包括“建伶令印”“滇池长印”“谷昌丞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下辖属县的官吏封泥，目前益州郡下辖24县中有20个县的县级官吏封泥已被发现。这些私印封泥多与官印封泥同出，可能是某些官员的具体姓名。封泥主要集中出土于北部发掘区东北角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灰烬堆积一般为炭屑和红烧土相堆叠，沿河道的边缘呈斜坡状分布。灰烬堆积的形成可能和大量有机质材料燃烧有关，封泥可能是燃烧后陶化，然后保留了下来。在南部发掘区的H18中也有少量封泥发现，H18出土大量简牍，封泥可能与简牍的封缄有关。

2.简牍

简牍集中出土于南部发掘区的H18当中。灰坑H18位于发掘区的东北角，揭露部分平面呈扇形，其余部分延伸至探方的北壁和东壁之下。灰坑分5层，第1、第2和第5层出土简牍较多，第3和第4层出土简牍相对较少。除了H18之外，在北区东北角的河道区域也出土了少量的简牍，这些简牍出土于J4和灰坑H387、H391当中。目前两个灰坑已清理完毕，水井以及出土简牍的河道堆积尚未完全清理。简牍出土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即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联系，就简牍的清理和保护达成合作，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清理工作在荆州文保中心的指导下规范开展，截至目前，简牍的粗洗已基本完毕，发现的带字简牍1500余枚，不带字的简牍18000余枚。

带字的简牍中以“滇池以亭行”的封检牌以及两枚记录“始元四年”“建伶县”相关事件的简牍最为典型。这些简牍多为公文文书。

清理完成的部分简牍

3.道路

道路发现于北部发掘区的中央，方向为东西向，路面由瓦片、碎陶片及小石子铺设而成，较为坚硬。道路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沟将路面打破，路面残存主体宽4～5米，原路面宽度12米左右。道路主体区域路面分为三层，各层之间土堆积厚2～20厘米不等。上层路面发现有铜泡钉、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和兵器。道路向发掘区外的东西两侧延伸。   

河泊所遗址出土瓦当

4.疑似的带沟槽的大型建筑基址

面积达450平方米（尚未清理完毕），在西北角也发现有建筑基址。同时，出土大量的瓦和砖块，占全部陶器的80%。瓦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瓦当为圆形，纹饰包括云纹及文字两种，当心有一乳钉，部分当面有涂朱现象。其中一件可能是“长乐未央”瓦当残件，瓦有筒瓦和板瓦，筒瓦长近50厘米，重量达4千克。砖块多为菱格纹砖，也有少量文字砖和云纹砖。还有铺地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