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山东一路外滩的起点和地标性建筑之一，外滩一号一直以来都是近代上海建筑领域内一个不可缺少的话题，这幢大楼因一位旧上海的外国冒险家而起，建成后曾一度承载过石油巨头昔日在中国的“三分天下”，也曾见证过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惊心动魄”，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位名叫“麦边”（Mcbain George）的英国商人说起。

熟悉外滩一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在旧上海时这幢大楼曾先后有过“麦克倍恩”与“亚细亚”两个名字，而这个“ 麦克倍恩”实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位英国商人“麦边”，我们从马长林主编的《老上海行名词典》中大致可以 获悉这位麦边先生在上海时期的主要活动轨迹，他从1899年起就迁至了The Bund（现中山东一路）12-24号的位置直至1915年，而这幢麦克倍恩大楼正是于20世纪10年代中叶时被建造起来的。

说起与麦边有关的老上海掌故就要属“麦边花园”最为知名。该地块大致位于现江宁路奉贤路南京西路一带，原为上海道在晚清时为应对日益增多的涉外事务而设立的洋务局，也称“道台花园”，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 ”后沪军都督府为了给革命筹集经费便将这“道台花园”中的大片地块出售给了麦边洋行，故这片也就因此改名 为了“麦边花园”。“麦边花园”地块于20年代后再次易主，著名的大华饭店（现已不存），美琪大戏院就是在该地块上被建造起来的，现在的奉贤路原来曾被称为“麦边路”。

另外在外滩麦边大楼建成后我们也依旧可以查询到与麦边有关的机构在这幢大楼内出现的相关记录，如据《老上海行名词典》中的引用到的内容：麦边进口间，1 The Bund（现中山东一路）（1929-1932），麦边进口有限公司，1 The Bund（1933-1941），据此我们也可知麦边以及他的家族在上海的经营时间一定不短。

麦边大楼作为一幢主要用于商务办公的建筑在它建成后除了留有小部分自用外，其余大部分楼面都进行了出租， 在这些大楼曾经的“租客”中，亚细亚火油公司无疑是最具实力的一位。据说因当时在租赁合同中曾允许亚细亚 火油公司在正大门处悬挂他们公司铭牌与标记的缘故，故而这幢大楼也曾长期被认为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产业， 这大概也就是“亚细亚大楼”这个名字的由来。不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光靠“据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在一篇由叶世昌所写《创设蓝格志公司的麦边考》的文章中又找到了些许与麦边与亚细亚火油公司有关的线索，这些线索发生的时间并不是在麦边大楼建成后，而是在1910年前后那场“橡皮股票风潮”中，按照此文中引用到的史料所述“危机时期（麦边创设的）蓝格志公司曾与亚细亚公司订立合同并签押，卖给亚细亚公司的产业得银250 余万两…”，或许就是从那时起，麦边与亚细亚之间开始有了比较频繁的“业务往来”。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旧中国时是与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火油公司齐名的三大外商火油企业之一，因旧中国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故而当时国内的石油市场曾长期被这“三大石油巨头”所把持。

亚细亚火油公司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当年初来中国时先是以农村与小城市为销售对象，而后再进 军大中型城市，他们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时常会采用廉价销售，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多管齐下，比如“在农村买整 听火油的顾客可以得到一只在当时价值约一二角钱的铁皮听子，在城市亚细亚的各大营业点也会因时而推出买火油赠送火油灯、火油炉、月份牌等各种促销活动”，这种类似“有奖回馈”方式是亚细亚早年能迅速打开中国市场的关键原因之一。此外在对于其它两家石油巨头美孚与德士古的竞争中，亚细亚也采取“时而联合时而斗争“ 的方式以使得自己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如在1905年中国国内爆发抵美运动期间，亚细亚作为英资企业就趁势出 击并以低价与美孚争夺中国的石油市场；又如在1930年后以华资为背景的光华火油公司崛起，亚细亚则又联合美 孚与德士古通过一同大幅降价的方式打压这个新生的对手并使得光华火油公司在两三年后便债台高筑，从中我们也能品味到当时民族企业的艰辛与不易。

要说在上海与亚细亚火油公司有关的历史建筑除了外滩一号外，就要属位于现巨鹿路近常熟路口的那一片单号英式洋房群，这些洋房曾是亚细亚当年在上海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住所，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逐步被后人所淡忘了，如今当我们再次提起这片洋房群时，留在多数人脑海中的记忆恐怕也只有“60年代中的空军招 待所“以及现今依然可以看到的”席家花园酒店“了。

时间来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看似“财大气粗”但实际却又肩负着“红色使命”的企业开始入住进外滩一号的底层办公，这家名叫“广大华行”的企业最初于1933年3月在上海由多位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一同创办，作为其主要创办者的卢绪章和杨延修还分别于1937和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标志了广大华行红色使命的开始 。

1939年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影响下，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决定派遣卢绪章至大后方并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为此1940年卢绪章还专门在刘晓的陪同下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并确定了“广大华行与红岩村单线联系”的联络方式，期间周恩来还勉励卢绪章道“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卢绪章也积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抗战中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卢绪章在预感到中国抗战必胜的前景后，毅然带有前瞻性的决定将广大华行的重心再次迁回上海并派遣得力干将赴美设立分行，为战后党各项工作的开展占得了先机。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按计划返回上海并入住进外滩一号的底层办公，其在与施贵宝药厂及多家医疗器械厂商签订中国地区总代理合同后又通过从当时美苏等国进口五金、化工原料等，由此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些“利润” 为当时党各项工作的推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援助。

此外如何运用在“白区”的人脉关系来为自己的红色使命提供安全保障也是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所必须学会运用的常备手段，为了能为党更好更持续的贡献“广大华行”的力量，在以卢绪章、杨延修为代 表这些以“资本家”面貌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朋友圈”中，既能看到我党的同志，也能看到国民政府的大员， 比如在1946年广大华行准备创办制药厂的同时也传来了国民政府大员陈果夫打算在上海筹办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 ，杨延修在获此情报并征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通过关系在南京成功面见了陈果夫并最终促成“双方合作”一事， 就这样陈果夫竟然反过来成为了我党地下工作的“保护伞”，这些大员们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党地下工作中的多次“转危为安”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帮助”。

正因为广大华行的“交友广泛”，因此卢绪章、杨延修等人在当时的许多民族实业家中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民族实业家们因为看惯了卢杨等人平时在家时的“豪华排场”与“佣人成群”，故而当他们在上海解放后得 知卢杨等人竟是共产党后起初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曾在解放前与卢绪章有过密切合作的“水泥大王”徐美峰，在徐家人眼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他们怎么会想到他竟然是共产党呢？不过也正因为此 ，我党与这些民族实业家之间的距离反倒被进一步拉近了许多，越来越多的民族实业家开始相信，共产党人的形象并不像国民党撤走前所描述的那样不堪，而外滩一号也同样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