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23年7月底的那场雨，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落坡岭。

它不过是永定河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水库，建于1976年，库容365万立方米，1000个水立方游泳池的水就可以把它装满。

它不过是丰沙线上的一个中间小站，丰沙线每天南来北往290趟列车，从它面前呼啸而过，但36趟客车、254趟货车，都不在这儿停。

它不过是门头沟区大台街道的一个社区，五栋老旧的红砖楼，常住的北京轴承厂的老职工有200多位，1969年这楼刚建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小年轻。

平时很少有人来，72岁的楼长李卫国说，院里的人互相都认识，有个生人来，很显眼，大家都会首先对其进行灵魂三问。

如果那天是晴天丽日，天津的刘堃、张家口的张小莉、王思雨就算途经落坡岭，都不会知道这个地儿：谁会在疾驰的火车上，用一秒钟，去努力看清一枚站牌上的三个字呢？

但现在的落坡岭天下皆知，因为一场雨。

这是一场14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灾害，远甚于十年前的“7•21”，它带来的后果是：至少17000辆车报损，北京342个村庄一度断水、断电、断网，国道108、109等断路，三列列车被困在丰沙线内，载着976名旅客的K396，滞留在距终点70公里的落坡岭。

滞留，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大雨中的、音信断绝、饥肠辘辘、前途未卜的滞留，只有K396上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窘迫、忐忑、狼狈与煎熬。李卫国的爱人——下文中的“发糕奶奶”安秀莲说，她遇到的第一位求助者，不是当晚住在家里的九个人之一，而是一位中年男子，比后面的人早一点进到社区，问她有没有吃的。安秀莲说当天爱人做的烙饼摊鸡蛋，还剩一些，问他行不行，那个男人说，太行了。没想到回家吃完饭，安秀莲说这位男子因为救命之恩要给自己下跪，她赶紧给拉起来，“我想他是不是有糖尿病，饿得不行了”。

那是12-25中午，近千名乘客在火车上等了一天，大雨仍然没有要停的意思，因为地处泄洪通道，各方商议后决定转运。当976位乘客陆续走下火车，冒着雨沿泥泞小路前往一公里外的落坡岭社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这次旅途的艰难时刻，也是他们这次旅途的温暖时刻。落坡岭，在这一刻，从门头沟的落坡岭，蜕变成为北京的落坡岭，中国的落坡岭。近千名乘客，与落坡岭社区的300多位居民相遇，一夜之间，用他们后来的话说，是处成了“亲戚”。

那一晚出现在落坡岭的人，都有各自的性别、年龄、名字、来处、去处和历史，但当七月末的风雨将他们推至命运的风口浪尖，我们发现，他们都不再是自己，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不是在一种关系中。那一晚，与其说他们是一位乘客、一位居民，不如说，他们是爸爸、妈妈、儿女、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似乎将他们纳入中国人的亲情框架，才能更好地呈现、理解落坡岭的故事。

【爸爸】

刘堃是从包头上车的，在北京中转回天津，没想到被大雨留在落坡岭。12-25，他和其他乘客一起从火车上下来，转到社区，还在小卖部买了一些牛奶、水和鱼皮豆，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大家有需要随便取用。但他并没有和大家一样，等到第二天下午救援武警的到来，他是当天早晨，沿着铁路线，一路走出来的。

为什么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落坡岭等待救援？

刘堃说，社区的救援能力已经饱合了，居民倾囊而出，力量是有限的。与其没吃没住，不如徒步求生。

12-25凌晨五点，雨还在下，落坡岭车站行车室的电话也打不出去了，这意味着落坡岭和外界联系的最后一个通道也失灵了。刘堃和一位火车上认识的姐姐互留了电话，约定彼此脱困后互报平安，就和几位急于回家的人上路了。他们经历了六个小时的跋涉，穿越6个隧道，走过悬空的断桥、趟过没膝的淤泥，摔了两跤，行程12公里，中午时分走到三家店。沿着大桥下来，他们满身泥泞地向正在路边施工的中铁三局求助，一行五人前往门头沟区政府，把落坡岭的情况第一时间告诉了外面的人。

在刘堃他们往外走的时候，北京市由应急、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成立的突击队也一直在从公路、铁路、山路各个路径向受困列车迂回挺进，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列车救援工作组组长杨永军说：“他们能走出来，也坚定了前线指挥部沿着铁路进行搜索的信心。”如众所周知的，17时55分，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三支队王峰带领的40名突击队员抵达落坡岭，近千名乘客的生命通道，就此打开。

徒步求生的动力是什么？刘堃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就想我儿子”，这是一位38岁的爸爸，下个月，儿子两岁。

【妈妈】

张小莉是从张家口上的火车，这条路，她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但这一次，是从来没有过的忐忑，因为和她一起的，还有三个孩子：女儿、侄女、侄子——“光带我一个孩子我就不会害怕，因为我身上还担了两个别人家的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父母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还有我侄女，她的父母怎么办？”

采访的时候，那个四岁的小男孩，在张小莉的怀抱里睡着了。如果她不说，你不会知道那不是她的儿子，是她弟弟家的孩子，管她叫姑姑。在火车上，张小莉分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肠，分发排序是这个孩子、侄女、女儿，剩下的才轮到自己——当然一般也剩不下。

也是坐在落坡岭2号楼2单元的楼梯上，张小莉抱着四岁的侄子，遇到了开门出来到广场送东西的李卫国。她向李卫国求助有没有一件干点的衣服，给孩子换上，说这种时候，就怕孩子感冒。李卫国不仅给她拿出来一件衣服，还让她进屋，因为觉得孩子“挺可怜的”。张小莉这才想起，外面那两个大一些孩子，女儿王思雨和她的表妹。她们四口人就这样走进了安秀莲、李卫国37平方米的家，那时，屋里已经有五位乘客：一对年轻情侣、一个带着公公看病的儿媳，还有她一道前来的舅舅。

【奶奶】

67岁的安秀莲年轻时就住这个社区，有三十多年了；中间经历了母亲去世，空了几年，八年前又和爱人住回来，觉得这里清净、空气好、社区里的人互相都认识，后面还有一个小菜园——特别适合养老。

她从来没在社区见过这么多人，自己家更是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不仅管吃，还要管住。

安秀莲对张小莉母女四人并无特别印象，以至于采访时，她迟迟没有提到她们。在她印象里，那天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吃了饭就走了；有的人做饭时搭了把手吃饭时不见了，她又去把人家叫回来；有两个年轻人进来就不走了，说要“陪着你”；有个人后来还把央视记者带过来，和她两口合了个影；还有个儿媳带着公公去天津看病，同行的还有个舅舅，安秀莲以为旁边另外一个女人是舅妈......在安秀莲的叙述里，这些人统统没有名字，而是代之以她们的来处：内蒙的、张家口的、安徽的、徐州的......所以张小莉和王思雨母女，在安秀莲的叙述里，并不像她在她们母女的叙述里那么鲜明，这容易理解，就好比一个班主任一下子记不了全班人，另外大概张小莉母女也是安静的。

但这么多萍水相逢的人，安秀莲均待之以毫无保留的热情。那天她一直没有离开锅，在那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都是从山上接的水）、没有抽油烟机、不到两平米的小厨房，白天煮过若干锅螺蛳粉、面皮、方便面之后，夜里12点，她又把刚蒸好的发糕端上桌，点着一支四十年前的蜡烛，王思雨吃到了这两天的第一顿饱饭，在日志里，她管安秀莲叫“发糕奶奶”。

【女儿】

王思雨今年开学高二，刚过18岁生日。她借给妹妹看病的机会，顺便跟妈妈出来，想逛逛北京，上次来还是四岁，像妈妈抱着的表弟一般大。

“小时候获得的也是优先级最高的爱，但长大了也很好，可以经历、感受、记住这些事。”从12-25上车，到12-25救援抵达，王思雨在手机上连续写了三天日志，事无具细，可见其饥寒也可见其漫长，但这是她的落坡岭，也是她的18岁：

“我们被撤离到旧小区里，小区里也同样停水停电，他们给我们凑了点吃的，身上全湿了，好冷啊!”

“作业也没拿，感觉自己完蛋了，群里估计每个老师都艾特我了，啊!”

“今天同样交不了作业，听说我们火车上新闻了，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李树博给我报警没......”

王思雨说，在这件事之前，没有想过高考后学什么，但这两天，她有点想去学医，因为救死扶伤，感觉令人钦佩。

不仅王思雨，张小莉说，四岁的弟弟这几天看到穿军装的就指着叫“兵哥哥”，翻着画册里的武警、消防、战斗机飞行员，问姑姑，长大了做哪个好一些。

刘堃回想自己走出来的经过，直说自己“胆子太大了”，真不敢再走一次；这次经历，他的心得是：一要带现金；二是能帮别人的时候尽量帮，“就像落坡岭的居民帮我们一样”。

安秀莲和李卫国夫妇在乘客转运走的第二天，就投奔去了回龙观的儿子家，听了爸妈这两天的经历，安秀莲说儿子的反应是：“行，像你的风格，给你点个赞！”

【后记】

当落坡岭风雨交加的时候，不远处的安家庄和沿河城，停着从乌鲁木齐来的Z180和从银川来的K1178，那上面，有和K396乘客际遇相同的两批人。这三列列车上的2831人，在这个七月末八月初，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们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也遇见了古道热肠的人情。更遇见了人民至上的各级政府、舍身忘死的子弟兵、履职尽责的铁路人的合力救援。这是一个相向而行，同舟共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温暖，也看到了坚守，更看到了团结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