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重大决定时，彭康正是掌校人，他是交大西迁的重要领导者，也是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近日付梓的《彭康文集》，收录了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译作12篇（部）。这些著作、文稿发表于1927-1965年之间，跨越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化艺术、社会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集中反映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和宝贵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史料和文献，也是交大校史中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

《彭康文集》由夏征农同志提名，钱正英、姜斯宪同志作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表示，编辑出版《彭康文集》，就是为了继承发扬彭康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丰富经验、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彭康同志先后担任交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为交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交大西迁中，彭康同志带领全体交大人胸怀大局，爱国为民，坚决服从党和国家的调配，义无反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把现代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的每一寸山川大地。这种坚强意志和共同行动构成了著名的西迁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交大西迁精神的重要指示，更加感到西迁是全体交大人的共同记忆，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宝贵而共同的精神财富，需要代代交大人珍视、传承和发扬。希望借《彭康文集》出版发行之机，学习好、宣传好彭康等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精神和交大120余年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努力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

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19年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投入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1930年与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承担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从1928-1930年两三年间，他翻译和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译作20余篇（部），共26万字。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柯尔施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彭康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能够“引起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工作，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当时的理论界、出版界的状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作品质量上，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最早的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出版物。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牢狱七载，他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团结战斗；千锤百炼，置生死于度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彭康组织难友们发起的抗争，他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辑出版党报党刊《江淮日报》《真理》等，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之称。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的校长，全面负责这些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彭康于1952-1959年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1959-1968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为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爱戴的老领导。掌校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办学方向，秉持交大优良的办学传统，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风格与特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各项业务工作上全面贯彻实施，带领交通大学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交大西迁的卓越领导者

195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时，正是彭康到校任职的第三年。他对此表示坚决拥护，很快就主持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决定，部署相关工作。5月初，彭康与交大资深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勘探学校新址。

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在当时最发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已生长60载年华。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从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工业设施、生源条件等各个方面来讲，交大在上海继续发展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祖国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到西部去，以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大西北的开发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在急切盼望交大的到来。彭康充分发动党团组织的力量，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由德高望重的陈石英副校长、陈大燮教务长、任梦林总务长等牵头，组成了强有力的迁校领导班子，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敲定迁校、组校的每一个细节。他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的西迁，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他动员党组织和老教授，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

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职工2413人，教师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讲师111人）；在校学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共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讲师232人，助教557人）；学生5078人。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教学、科研有序进行，学校各项工作获得新的发展。

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任命谢邦治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同一年，同根所生的两所交大一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周云 实习编辑：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