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位于番禺路“上生新所“内“孙科别墅“的正式对外开放无疑又使得这幢”神秘古堡“再一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们本期就来讲讲有关”孙科别墅“的故事。

孙科别墅

如今的番禺路新华路一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曾被叫做“哥伦比亚住宅圈”。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租界当局以所谓“保护租界安全”为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越界筑路”，现在的番禺路（旧称哥伦比亚路），新华路（旧称安和寺路）等马路就是在那个时期被辟筑出来的。

“越界筑路”引来了当时地产商们的关注，有一家美商普益地产公司敏锐地嗅觉到了这次商机，果断地圈入了如今番禺路新华路一带的大片土地，开始分批次在这里兴建各式花园洋房群落，因现在的番禺路当时被称为哥伦比亚路，故而由普益地产投资兴建的这一片也就被称作为了“哥伦比亚住宅圈”或是“普益模范村”，一个庞大的地产计划开始在这一片土地上被开展起来。

四川中路原普益大楼

好的计划自然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与杰出的设计，普益地产作为当时在沪上一流的地产公司，加之其名下又有普益银公司（相当于现在的信托公司）及美丰银行的“辅佐”，其在资金配置上自然不成问题，因此普益的老板—美国人雷文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了建筑设计师的选拔上。或许是因同为匈牙利人的普益地产公司执行经理的从中撮合，匈牙利籍斯洛伐克裔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成为了雷文老板心中心仪的对象。

邬达克

说到邬达克，“老建筑迷”们一定不会陌生，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武康大楼等一系列沪上知名历史保护建筑都出自于他的手笔。20年代中期的邬达克在沪上建筑设计领域的知名度可谓风生水起、与日俱增，他在离开自己的老东家克利洋行后开始了自己的“单飞历程”，各类设计邀约如雪片般的向他“袭来”，普益地产就是这些“仰慕者”中的一员，除却上文中提到“哥伦比亚住宅圈”以外，现永嘉路乌鲁木齐南路安亭路一带也有约十余幢花园洋房及小型公寓为普益与邬达克双方合作的结晶，更有甚者普益老板雷文自己的住所—现位于虹桥路龙柏饭店内的3号楼（原雷文别墅）也是邬达克为他亲自设计的，由此可见邬达克在雷文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虹桥路原雷文别墅

邬达克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逐步积累起了较为可观的资产，随着他几个孩子的相继出生和成长，他原本在吕西纳路（今利西路）的住所开始逐步显得狭隘局促起来，为此他考虑为自己的家庭新建一处更为高雅宽敞舒适的新住所，可能是由于他当时与普益地产较为亲密的关系并且考虑到建造成本相对低廉等缘故，他把营建自己新家的地方同样也选在了当时哥伦比亚路这一带，一处“崭新的新家”正在积极设计并付之于实践之中。

当然说到这里笔者还必须重点说明的是，有关“孙科别墅”的建造在以往许多的文章中都会说到有这样一个实际上“并无实证“的故事，说是”正当邬达克的新家建造到一半时，邬达克为感谢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员、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为其在设计建造慕尔堂（现西藏中路沐恩堂）过程中曾给予过的帮助，故而不得以将原本给自己建造的新家转让给了孙科居住，后来这处花园洋房也就常被人称作为孙科别墅，邬达克之后在孙科别墅沿哥伦比亚路斜对面（现番禺路129号）另建新家“。近年来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个”传闻“的质疑声也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资深研究者廖方就通过查阅当时”孙科别墅设计蓝图图鉴“发现当时蓝图图鉴上标明的名称就是”孙科别墅“，故因此也就可以推断出这幢建筑本来就是为孙科而设计的，而并非”传闻“中所说的”邬达克转让给孙科“。

孙科别墅

番禺路129号邬达克旧居

那邬达克究竟又是怎样与孙科建立起联系的呢？这个其实对于“邬达克的研究者们“而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邬达克就与当时身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孙科之间建立起了较为紧密的联系，邬达克还在此之后为交通大学做了新的规划布局图并设计建造了”工程馆“。

交通大学工程馆

孙科别墅大约建造于30年代初，是孙科在沪期间居住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孙科与其原配夫人陈淑英曾在此居住生活过。这幢建筑主要以西班牙风格为主，另外也包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哥特建筑的一些元素，我们至今仍能见到的屋面圆筒状瓦片、外立面的鱼鳞状拉毛、尖券拱门、内部绞绳柱子、十字拱顶、铸铁栏杆等都是上述风格中的主要特色。另建筑局部的不对称设计也流露出邬达克敢于尝试现代主义风格的大胆创新。房屋内外每一处细节都尽力做到极致完美，花园内的中式风情装饰、室内的柚木楼梯及用柳安木拼接而成的罗席纹地板等，每一项都无不显示出房子昔日主人的尊贵与奢华。

一组孙科别墅内景

孙科的一生可谓“得意”与“失意”并存，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年方16岁的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曾先后担任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自旁人看来身居高位的他在政治生涯上可谓是“春风得意”的。但平心而论，终孙科一生，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始终没有进入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核心决策层，地位也一直屈居于蒋介石等“实力派”人物之下，即便偶尔有与之分庭抗礼的机会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孙科的一生是“失意”的。时间来到风云变幻的1931年，就在孙科别墅大约竣工前后，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为导火索的”宁粤矛盾“再一次被激化了出来，包括孙科在内的各路“反蒋人士”于当年5月齐聚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并以汪精卫为主席以示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宁粤双方的合流，胡汉民最终被蒋介石释放，而广州国民政府也于1932年初宣布取消。料想当时偶尔身处于这处”豪华新家“中的孙科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这处精心设计的豪宅或许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给他的心情带来多少舒畅愉悦之感。

孙科

“二夫人”蓝妮在孙科的一生中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她原名蓝业珍，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苗族家庭，祖父曾任广东香山县知事、父亲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因蓝妮从小长的美丽俊俏并拥有着一副与汉族女孩不同的长相，故而曾被人美誉为“苗王公主”。1926年蓝妮的父亲在突遭歹人袭击后丧失了工作能力，失去了顶梁柱的蓝家自此家道中落，为使得家庭走出困境，在其母亲的安排下蓝妮违心的嫁给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官员李调生之子李定国为妻并在李家度过了5年极不幸福的婚姻时光，李蓝二人的婚姻最后以离婚而收场。蓝妮与孙科的见面是在1935年她同学家的一次宴会上，从此孙科被蓝妮所倾倒，两人于1936年走到了一起并于1938年在生下一个女儿，因孙科已有妻室，故而蓝妮被称为“二夫人”。

约1940年孙科夫人陈淑英来到重庆后，蓝妮为避免尴尬回到了上海并凭借她在沪上的各种人脉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现位于复兴西路的“玫瑰别墅”就是她在那个时期投资建造的，谁也不会想到，这处房产竟会于若干年后在孙科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道路以及孙蓝两人的关系上成为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当年满街“孙科玫瑰别墅纠纷案”和所谓“蓝妮事件”街头小报的多重声浪下，孙蓝两人的关系也就此走到了终点。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溃退，孙科与他别墅的故事也据此画上的句号。

光阴如梭，新中国成立后的孙科别墅长期被用作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办公用地，近年来“上生新所”将这一片重新打造成为了集新文化、新金融、新媒体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性商务新地标，孙科别墅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成为沪上万众瞩目的焦点之一。

孙科别墅内细部

-END-

本文亦发布于“王阳明66 说上海”微信公众号。集笔者“数年走访收集总结之精华”的《觅.境—上海滩二十四小时》已与广大读者见面，现已在各大网店有售，大家如感兴趣可以关注，如需笔者的“签名本”也可在“王阳明66 说上海”公众号中进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