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25，公安部宣布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同事探访了两位曾经被拐卖的女性，并记录了她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做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隐忍、认命，或是反抗、追责。这些选择与她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历，以及当前的处境和个人性格都有关系。

拐卖一旦发生，悲剧便再不能挽回。司法的介入、志愿者的援助以及媒体的报道，都无法抚平这段经历对于个体的伤害。我应该感谢杨静和郭丽，感谢她们将自己被拐后的人生说出来，让当下的人们了解拐卖女性的罪恶，警醒那些心怀不轨的企图，扼杀犯罪行为的萌芽。

一拳打在棉花上

要找到金钗村是不容易的。它藏在广西的喀斯特地貌里，绕着盘山的路，到龙圩县县城有七十公里，到梧州市市区也是七十多公里。这让早晨六点多就从上海出发，夜里九点多才到达的我不禁联想，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女生，要从金钗村步行到最近的城镇，然后逃跑，实在是不容易的。

1991年，杨静15岁。那一年，她被人以外出打工的名义从贵州拐卖到了位于广西的金钗村。从17岁开始，她陆续与买她的男人生下了四女一男，共五个孩子。随着儿女陆续长大、婚嫁，现在大部分的时候，家中的四层的小楼就只有杨静和孩子们的父亲两个人住着。

杨静在金钗村居住的房子

我是抱着要替杨静伸张正义、替她把那个买他的男人绳之以法的目的去找她的。去广西的路上，我把杨静想象成了一颗铜豌豆，她哭、她闹、她心怀憎恨。而那个买她的男人，我要想先骂他一顿，再揪着他去派出所，说不定在争吵中还会发生些肢体冲突。总之先要对他的灵魂踩上千万脚，再等待法律对他做出判决。

可是，当这个胡子拉碴、双瞳混沌的男人，穿着棉拖鞋、拖着极慢的步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真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陈某炎生于1952年，已是古稀之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视力几乎已经没有了。

杨静的“丈夫”陈某炎

他说话很温和，说杨静时常凶自己。他很安静，大部分的时候就坐在太阳下晒着。他还说自己父母早亡，家境贫寒，是叔父出了五六百元的路费，从一个自称杨静姐姐的人手上“收留”了15岁的杨静，那一年他自己已经39岁了。

五六百块不是买老婆的钱，而是支付给介绍人的路费，在陈某炎的概念里，自己算不上是买老婆。而对于与杨静的结合，他承认，是为了传宗接代。

站在四楼的晒台上，我问杨静，要不要报警？请警方对过去的拐卖事件进行核查？她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抓他去坐牢，那我就是这个家的罪人了。”考虑到子女们的感受，杨静把“不恨了”“恨了也没用”“就这样吧”挂在了嘴边。孩子是拴住母亲最有效的办法。

那我作为记者，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做了什么，是否反而会让杨静的生活更糟，给她平添新的伤痕？

被链子锁住的大象

陈某炎对我说，自己不曾囚禁、殴打过杨静。他还说，“是她自己不跑”。有一回，陈某炎去邻近的平乐县打工，忙了半年才回家，即便如此杨静也没有离开。

杨静的个子不高，和我说话总爱低着头，慢吞吞的，表达也不算流利。她认可陈某炎的说法，甚至有一次已经跑出了村口，她又折返了回来，觉得自己跑不掉。这让我觉得，杨静是一个不懂得反抗、听天由命的人，鲁迅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总是闪过我的脑海。

否则，整整35年，杨静你为什么不跑呢？

杨静与陈某炎

杨静没有受过教育、不认识字，在广西最初面临着语言不通的问题。对于家乡，她只能说出一些零星的词语。比如老家会下雪，村子叫韩家院子村，村里大部分人家姓韩，吃香椿、折耳根和芋头，爸爸名叫杨大勇（音）或杨大荣（音），妈妈姓郭。

徒步七十公里走到梧州市的火车站或许不难，但是离开广西，贵州那么大，寻亲的终点在哪里呢？杨静不是不想跑，而是没有跑的方向。

再后来，陈某炎从“买家”变成了“孩子的父亲”。没有身份证、无法外出工作挣钱也让杨静只能依靠陈某炎和儿女们生活。

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压迫感，就像无形的手一样，攥着杨静。丈夫看似宽厚，她看似自由，杨静却还是顺着面前的这条路走了半辈子，任人摆布。甚至不知何时起，她也会说广西当地的方言了。

在金钗村村民的眼里，这些年杨静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从前住平房，现在三女儿出资给家里盖了楼房。陈某炎虽然看不见，却是个老实的好人，全家的氛围和谐安静。屋后的菜园种满了蔬菜，买肉钱有儿女补贴，这样的生活甚至还是许多人羡慕不来的。但是实际上，生活带给她的，除了苦涩，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的什么。

不知道怎么逃，也没有人支持她逃。三十多年里，杨静的心愿变得越发简单：找到娘家，能偶尔回去看看亲人就好。

杨静在金钗村

这个心愿杨静说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大家都让杨静再等等。陈某炎觉得，关于贵州的信息太少，不可能找得到。小女儿想着等以后攒了钱再出去找，漫无目的地寻找还有可能会被骗钱。“找不到妈妈是很可怜的，但只能认命吧。”杨静的小女儿说对我说。

直到2022年年初，杨静无意中结识了当地的寻亲志愿者，把贵州、韩家院子村、爸爸姓杨、妈妈姓郭等信息告诉了他们。依靠网络搜索，志愿者们很快锁定了贵州省内的7个“韩家院子”村，并在一周之后，与杨静的三妹建立了联系。

就这样，志愿者仅仅用了7天，就实现了杨静35年来的愿望。

12-25，也就是国家公安部出台专项行动后的第五天，杨静回到了家乡毕节，见到了35年没见过面的母亲，而她的父亲则已经去世多年。

杨静与母亲在贵州团聚

与母亲团聚了一个月之后，杨静又回到了陈某炎的身边。对于这个选择，杨静的小女儿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那边没有哥哥弟弟，她妈妈肯定只能和其他的女儿住，那我妈肯定也只能来广西住。”

这让我想到了被链子锁住的大象的故事。

唯一一次给自己做主的努力也失败了

在杨静的处境里往前走，选择逃跑的道路上是充满不确定和风险的，没有经济收入、没有子女的支持，让这场我想象中的反抗丧失了底气。

过去这35年的人生，杨静只为自己做了一回主，就是“杨静”这个名字。

在贵州老家时，杨静没有名字，也没读过书，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叫她杨老二。被拐卖到金钗村后，她决定摆脱“杨老二”这个称呼，为自己起名杨静，“因为听起来好听一点。”

发稿之前，我给杨静打去了电话，询问她回贵州办理身份证之后，有没有把“杨静”印到新的身份证上。她回答，没有。

身份证上的名字，父母早就替她定下了，叫“杨小二”。

没有眼泪，没有哭闹，没有咬牙切齿，这就是我看到的杨静。如果她真的是一颗铜豌豆，世界上大概早就没有杨静了。她如此坚韧地生活着，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广西人，其实也算得上是一颗铜豌豆。

在我和同事的走访中，还见到了始终不愿意与现实妥协的郭丽。她选择了一条结果未知的路，哪怕前途未知、遍体鳞伤，也要纠错、追责，修复被篡改的人生。

在得知公安部启动专项行动之后，郭丽勇敢地将37年前拐卖自己的人贩子告上了法庭。但与此同时，她与买家所生的儿子龙龙，不再理她这个妈妈了。

郭丽的老照片

“归根到底那就是我的错”

1987年，仅仅13岁的郭丽在上学的路上被人贩子迷晕，从陕西渭南拐卖到山东菏泽。14岁的时候，她和一个38岁的男人生下了儿子龙龙。

为了逃跑，郭丽曾经喝过煤油，吞过钉子，爬过树，也翻过墙，但屡次挣扎，换来的只有买家的毒打。

1989年农历正月，郭丽终于在外出赶集时找到了报警的机会。接警民警答应她，会和陕西方面联系核实。

难受想家的时候，郭丽总是面向西方，因为爸爸和老家都在西边。一个多月后，父亲真的来了。面对郭丽的家人，买家只允许郭丽离开，孩子龙龙被强行留在了山东。此时距离郭丽失踪已经两年了。

从人贩子手中买了郭丽的家庭曾被当地评为“遵纪守法户”

但是，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明明是受害者，这段经历却成为了全家人抹不去擦不净的污点。郭丽回忆，村子里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一直都流传着，对父母和妹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父亲争强好胜，在意面子，他的叹气声总在家中回荡。看着原本快活的父亲日益消沉，年少的郭丽没有想到报警和追究，反而觉得，家里的不幸都是自己造成的，都是自己的错。参加工作之后，郭丽将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于补贴家用，她想要家人们都能过得好一些，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2011年，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网名）得知了郭丽的故事，将她的经历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菏泽警方的关注。正当郭丽打算配合警方调查时，却接到了儿子龙龙的电话。儿子担心自己的父亲一旦被捕、被判刑，自己在未来考大学、找工作、结婚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他希望郭丽能够息事宁人。

郭丽同意了。

后来，郭丽离开家乡到西安打工，自给自足，用逃避去摆脱不堪的过往。

郭丽在西安做住家保姆

别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但四十多岁的郭丽却觉得，时间越久，她痛苦的记忆和情绪越无法消化。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那些年的遭遇，她的想法在挣扎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卖了我们，他们得利，反而我们还这么痛苦。为什么？凭什么？”

“我也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12-25，郭丽看到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一次，她没有犹豫。2020年，龙龙的父亲在车祸中去世，她不必再担心儿子会受到影响。

于是，她勇敢地以被害人的身份站在了法庭之上。哪怕需要不断地接受讯问，反复重提往事，揭开伤疤，她要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

郭丽带着判决书为父亲上坟

经过审理，被告人赵某某在对郭丽实施犯罪后，分别于1991年、2002年、2013年又实施了其他新的犯罪，按照“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郭丽的案件尚在追诉时效之内。

时隔一年，12-25，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某犯拐卖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从法庭出来之后，郭丽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当年被卖去的那个村子。她去村口的小卖部里买东西，去探望曾经熟识的老邻居们。手拿着判决书，她逢人便说，“胜诉了”“我做得是正确的”“被拐卖不是我的错”。

对于至今不理解自己的儿子龙龙，郭丽则对着镜头说：“你怎么误解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头还是爱你的，虽然你那么伤我，毕竟你是我生的。”她希望儿子看到这番话之后，母子能够和解。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煎熬，她最终为自己挣出了一个新生活，尽管形单影只，却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郭丽在直播

现在，在直播间里，她喜欢给粉丝们唱歌，她要给那些和她有着类似遭遇的人，那些还在犹豫中的被拐妇女一些力量和希望。她希望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妇女们能够明白，自己不止是一个被拐卖的人，或是一个事事顾虑孩子的妈妈，“你得知道你是谁，你也是你爸爸妈妈的宝贝”。

有着相同遭遇的女性在郭丽的判决书中找到了力量

无法补救的过去

在采访的结尾，我和同事都问了杨静和郭丽曾经的梦想。

杨静说，自己曾经有喜欢的人，不管帅与不帅，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日子便不会过得太差。

郭丽说，在念初中的时候，全班八十多个孩子，她考第十三。那时的她，想当列车员，想当兵，想当科学家……但自从拐卖发生以后，“我所有的梦想，都不敢想了”。

写到这里，我想大概读者们都会和我一样，更偏爱郭丽，她是最符合人们期待的被拐妇女的“典范”。但当我们在赞扬她的时候，不要忘记，杨静才是被拐妇女中更加普遍的存在。 如果我们将自己代入她们的境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选择成为杨静。

她们都是勇敢的，勇敢地打破沉默，说出过往，提及隐痛。在不同境遇下做出的这两种选择，原谅或是追究，都没有好坏，也无法对比。一旦拐卖发生，哪怕努力爬出泥潭，当事人也难以与昨天告别。被践踏人格，被榨干梦想，被摧毁家庭，遗憾是她们前半生的底色。

那我们能做什么？我能想到的是，当这些受害者想要发声，想要做出选择时，她的亲人、社会和法律应当共同给予她们支撑与力量；唯有擦去那些被伤害和被侮辱者的泪水，维护她们的人格和尊严，被拐女性之后的人生，才能够拥有做出选择的勇气。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朱厚真 楚华 影像记者：李响 剪辑：陶余鑫 编辑：朱厚真 陈瑞霖 邢维 李姬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