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成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水到渠成，按照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召开成立大会势在必行。12-26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开幕，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共产主义磅礴背景

十月革命的胜利，牵引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激荡澎湃。其鲜明的历史表征便是共产党纷起成立于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真正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这构成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际政治大背景。这中间，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共产国际的建立，缘于对第二国际的反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恶性膨胀，其各主要政党以“保卫祖国”为由，“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府，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对于如此背叛工人阶级的行径，列宁领导他的战友予以坚决的斗争，并促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十月革命后的成立。共产国际“一大”代表名单显示，当时除了俄共（布），以及在俄境内成立的诸如乌克兰共产党等若干共产党，其他各国成立以“共产党”为名的政党的还有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芬兰等6国，另有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英、法、荷、美、瑞士等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余者为社会民主党、左派工人组织等。

而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的4年间（截至1922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共有33个共产党成立于世界各洲，共产国际的功绩可见一斑。这其中，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要求“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等等。凡此进一步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加强了组织建设的规范性。

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同时期涌现的33个共产党系列中加以考察，不难见出异同。当时新兴的诸国共产党大体呈现出三类创建方式：一是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在左翼势力的作用下，召开代表大会（有的联络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就加入共产国际、改名共产党等重要议题作出表决，从而改组为共产党，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丹麦、瑞典、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埃及、罗马尼亚、南非、比利时、智利等国共产党；其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员另组新党，如美国、西班牙、乌拉圭、法国、卢森堡、意大利、圣马力诺等国共产党；其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的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蒙古、瑞士、新西兰、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巴西、日本等国共产党（仅蒙古人民党的名称不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模式基本可归于第三类，由于中国工运发育迟缓，社会民主党在此并无基础，因此也就并不存在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可能。

此外，世界诸国共产党在创建地，以及建党日等方面的创建活动规律，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树立了历史参照。

近代化城市中孕育

伦敦、贝尔格莱德、芝加哥、墨西哥城、悉尼、里约热内卢、布加勒斯特、东京、开普敦、布鲁塞尔、巴库，以及图尔（法国中西部城市）、里窝那（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圭尔夫（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城市）、三宝垄（印尼爪哇岛中爪哇省商港和首府）、兰卡瓜（智利中部城市），等等，一系列明星城市成为所在国共产党的创建地的事实，足证大中城市确乎是共产主义者创党的首选地。

当然，也存在着个别例外。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以该党前身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创建地巴尔干山布兹鲁查峰为尊；印度共产党在苏俄境内的塔什干建党；卢森堡国土狭小，卢共在该国南端城镇成立。这几个特例并不能颠覆大多数共产党的创建规律。

各国共产党所以通常在大中城市创立，其首要根源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体现，而促使该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又与城市的近代化密切相关。在大中城市，无产阶级得以发展壮大，工人运动逐渐走向成熟。正是基于对城市政治学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得以建立。大中城市蕴藏着推翻旧统治秩序的伟力，这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便是一个成功范例。在俄共（布）后成立的各国共产党，当然更应继续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之路，在城市建党势在必行、理所应当。此外，大中城市人才汇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也为共产党创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外来人口流动频繁的陌生人社会也有利于召集标志创党的代表大会，具有易于隐蔽的功效。

创党大会适宜在大中城市召开，这不仅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建通则，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至于哪座城市能够拥有这份无上的荣幸，则是城市不同的发展模式所铸就的历史命运。当时中国如果有一线城市榜的话，那么，上海无疑高居榜首，继其后者虽有较大差距但仍具大中城市规模的有北京、天津、广州等。

事实上，这些城市在党的创建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陈独秀由北上而南下的人生轨迹，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民国“首善之区”北京的政治高压，并非创党的理想地（天津对北京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依附性，城市结构功能相近）。广州一度是陈独秀的向往之地，他在1920年1月底、2月中旬先后两次抵沪，都是为了筹办西南大学，在预想中上海不过是他赴粤实施教育抱负的中转站。在秉赋气质方面，陈独秀与上海似也格格不入，他曾语带不屑地说：“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云云。然而，上海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工人阶级超过51万，占该城市人口的1/5，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且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北京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京到沪，极有利于要走俄国人道路的陈独秀接触工运。一批进步青年也在此与工人打成一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运实践相结合，势必催生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南方重镇，除了陈独秀带回来的《新青年》，上海还有《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星期评论》《太平洋》《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构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共同的信仰，初步团结起邵力子、李汉俊、沈玄庐、李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人等经京来沪，代表苏俄与共产国际在此远东国际大都会“敲枰布局”，有力地助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运作，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但在一年多时间里还是频生变数，历史机遇曾不止一次地垂青广州。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办教育。翌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继任书记李汉俊因经费紧张、抵制中央集权等问题，与陈独秀先后发生两次冲突，一气之下辞去书记一职，由李达代理。在那年五一劳动节纪念后，新渔阳里6号遭到法国巡捕房派武装巡捕搜查，李汉俊决定暂停机关部活动，要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然而，就在包惠僧滞留广州不久的6月中旬，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提议下，来信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可能成为创党地的历史机遇期就此终结。

大会首日即为建党标志日

由于没有社会民主党滋生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模式显得纯粹得多。稍有纠葛的是，罗素1920年10月来华演讲，宣扬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观点，获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呼应。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起初也参与党的创建活动，北京、广州早期党组织都有他们的身影，维经斯基还有意笼络各色标榜“社会主义”的团体成员，成立所谓的“革命局”。对此，中共上海发起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通过两次论战，反击了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右、“左”两方面错误言论，亮明了立场，而且在组织上清退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促成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体。因此，召集中共一大之际，各地与会的代表都是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理应并不困难，仍可以当时涌现的各国共产党的相关情况为参照。除去成立大会的会期仅为一天的。

各国共产党建党日的确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的首日，如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比利时、加拿大、巴西、蒙古等国共产党；二是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如法国共产党，这仅发生在前身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政党，通常是在大会中后期；其三，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如卢森堡、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

此外，似乎还存在着个别特例，值得细究。比如，从美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两支左派力量在1919年8月31—12-26，分别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均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其中，“美国共产党”以12-26为建党日。这就给人以大会的最后一天为建党日的错觉。其实，这两派左翼人士在那年12-26社会党大会上遭到驱赶，遂分别于12-26、12-26召开成立大会。此事足以说明在三类建党日确定模式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可能。

由于后两种情况不可能在中共一大发生，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应以大会的首日为是。

意外事件不改变成立事实

可能会有人强调中共一大的特殊性，即在会议进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突发事件。12-26晚，中共一大第6次会议仍在李公馆召开，突有陌生人闯入，大会为此紧急中止，不久法租界巡警闻风而至。此事直接导致了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完最后一次会议，使中共一大拥有了两个召开地。

事件的原委究竟如何？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渐有文章披露，其实主要是来自曾为法租界警员的薛畊莘的回忆：据说法租界当局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通过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得到相关信息，后因捕到北洋政府派出的杀手要往会场扔炸弹，所以有意指派华探程子卿前往通知与会代表撤离。此说相当离奇，相关情节与“一大”代表的回忆不符，回忆者年事又高，因此长时间得不到重视。但2011年有专家找到了1968年薛畊莘在内蒙服刑时的交代材料，明确提到程子卿“奉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那个闯入会场者是程子卿，就此确定无疑。

综合相关历史信息，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12-26，法租界当局颁布了一项“取缔集会”的新章程，规定各团体如要集会，必须在48小时前报告。颁布当天，中西捕探奉命分赴界内各团体通知。与中共一大会址紧挨着的望志路104号，是各界联合会所在地，应是程子卿前往的目的地。但从后门树德里进入，难分彼此，为此程子卿一头闯入了李公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马林的说话声，因为是外语，由此心生警觉，有意进门一探究竟。无论如何，程子卿回去报信，引来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对中共一大构成威胁，幸好代表们及时撤离，避免了可能的凶险。

不过，对程子卿误闯会场事件之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影响不可作过分评述。即便是中共一大代表在那天夜晚遭遇不测，也并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的事实。

实际上，在当时成立的各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在成立大会中遇险的。12-26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截至12-26会期是5天。然而，这最后一天会议未必就是原定的闭幕日，因为罗共一大遭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出席大会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拟好的党章都未及付诸表决通过。但，这并不意味着罗共的成立被迫延后，该党仍以罗共一大的首日为其建党日。

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留下了诸多遗憾：没有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没有制定党章，没有发表建党宣言。尽管如此，中共一大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具有的标志意义，绝对不容否定。

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就此本质关键而言，这次大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如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追述的那样：“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引者注：具体时间有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另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回忆，当时马林作了“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宣称“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也就是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首日，无论是大会主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都已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由于中共上海发起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成为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发展成员的依据，起到了临时党章的作用，“一大”代表对于党的名称、基本政治主张不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即便是以加入共产国际这一建党的重要标准而论，中共一大尽管没有形成相关决议，但是与会代表对此也并无异议。李达追述：“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

另据大体产生于1921年下半年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说的也是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的内容。显然，此档案源自中共一大代表，清楚表明当年与会者无不认同共产国际的领导。马林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宣称：“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并非无根之谈。

强调中共一大的首日即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与党中央确定的建党纪念日有根本的冲突。由于中国革命斗争异常残酷，直到建党15周年之际才由共产国际在海外发动组织相关纪念活动，但那时已不能明确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到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代伟人在事件亲历者无从记起开会的具体日期，文献又缺乏的情况下所作的变通办法，透显出党的领袖人物作此决策的思维逻辑：建党纪念日只宜定于一日，中共一大具体日期不明可作权变，但是日期只能前移而不是置后。循此思路，推论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认同大会首日即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不唐突。事实上，在上海解放后的12-26发表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就明确宣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此文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党的诞生地的确定与建党日形成了有意义的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