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号，暴雨。

武汉北部的新洲区从来没有下过这样大的雨。境内的举水河水位猛涨，仅仅一天的时间，河水水位已经上升了8米，时不时撩拨着33.11米的警戒线。而它的支流，三店街镇的东河，也在不断地舔舐着河岸边土质的圩堤，试图探出头来。圩堤的背后，是涂河村、七里村、施庙村、董椿村等多个村庄。

【视频】2016汛情调查：基层圩堤群体陷落的背后

溃堤

7月1号，依旧大雨滂沱。七里村的十几个村民决定上堤巡视。五十多岁的黄红华（化名）在三四米宽的圩堤上来回踱步，快要和堤面平行的河水不断地拍打着她的脚面。她想着，如果发水了，就赶紧奔回去报。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圩堤旁开饭店的老板有点按耐不住了，要知道大水一来首先遭殃的就是饭店的这间门面。于是，老板跑回了仓库，拖出了几个蛇皮袋，要求大家一起装填点东西进去，加高提防。黄红华接过了其中的一个袋子，可是圩堤的周边什么也没有，没有石料也没有沙土，这可怎么弄？另外，黄红华心里也有别的心思，应该不至于会溃堤吧，这毕竟是村里最结实、最宽的堤了。91年、98年那么大的水它都挺过来了，这次应该也没啥子事儿吧。晚上十点，黄红华听到了水声，湍急的河水抽打着圩堤旁的树木，啪啪直响。黄红华低头看，东河大堤下出现了个一米多宽的洞，是管涌！

“我去看，好大的洞在翻水，声音比发电机还响，轰隆轰隆的。”吴顺英（化名）和他54岁的丈夫戢梁宏顺着水声来看现场，看过之后，戢梁宏决定留下来，和大哥还有其他村民一起踩石头、装麻袋。

晚上十一点，东河大桥大堤终于还是守不住了，堤防突然断裂，被洪水一下子撕开了80米的口子。正站在土堤上踩麻袋的戢梁宏被水瞬间卷走了。吴顺英事后回想，那水头到了，根本拦不住，水有一米多高的浪，不管什么东西一下子都能掀走。

随着 “快跑、快跑”的呼喊声，水已经跑到了黄红华家的二楼，而那家饭店已经被大水冲垮了。

而在7月初，武汉新洲决口的圩堤远远不止七里村东河这一处。

三店街镇七里村西小河堤决口。

举水西堤凤凰镇郑元村陶家河湾圩堤溃口70米。

举水西堤凤凰镇郑元村王家河圩堤溃口20米。

举水东堤辛冲街刘胡圩堤溃口40米。

沙河四合庄土河堤溃口。

东河邾城街龙桥河、程新寨两处河段堤防漫水。

新洲，5万人被转移，一片汪洋。

类似这样的溃堤绝非一例。

12-25傍晚，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举水河西圩垸溃口，附近6个村庄、1个社区全部被大水被淹。

时隔多日，大水退去，村民家原本白净的墙面沾着污渍，一道笔直、分明的黑线横在墙上，那是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水位线。记者试图跳起来去够，但失败了。

“水来得快，等他跑到这里的时候，水已经到腰这里了。”郭胜红回忆起突如其来的大水，仍心有余悸。虽然家里盖起了两层的新房，但是老父亲依然喜欢住在隔壁的老楼里。洪水来的时候，多亏老父亲跑得快，在被大水淹没之前，及时冲过来上了二楼，才幸免于难。

走访中，被掏空的地基，破裂的墙壁，两米多高的水线，成了家家户户共有的特征。也幸亏是二楼，让人有处可逃，陶家河湾无人伤亡。

圩堤，溃的都是圩堤！

这个夏天，全国降水量激增，或达50年一遇、100年一遇，中国的防汛体系再受考验。湖北、安徽、江苏等多地雨量破历史极值。

　　
这场洪水时常让人联想起1998年的灾情。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专家程晓陶回忆，98大水之后，五年的治水投入，是过去50年的两倍多，而且这种高强度加大投入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样痛定思痛的大力气整治是有效果的。1931年长江干堤决口300多处，1954年干堤决口60多处，1998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大堤一处决口，而今年，长江干堤并未发生重大险情。“干堤的处险力度加固完成了，所以今年在抗洪的时候，为什么说底气比往年要足，就是这个原因”，程晓陶说。

但是，在今年，不能不直视的现实是，当雨量急剧增大，洪灾就在眼前时，大多数的村庄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最基层的圩堤成了国家防洪体系的短板。

7月2号、3号，太湖流域暴雨。4号凌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后渎村圩堤经受不住长时间的浸泡，溃决。300余户1000多村民被紧急转移。驻守常州的武警水电部队5支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续24小时，一条用碎石、麻袋、铁管、木桩撑起的临时堤坝刚刚建起，指前镇镇长姜金华又打来了求助电话，镇里的长荡湖水位太高，旁边的圩堤也快要撑不住了。在圩堤的背后，是超过5000人口的村庄和小区。

7月5号凌晨，武警官兵从后渎村急速前进，就在距离长荡湖东风圩100多米的时候，溃堤了。

武警们回忆，60米的大口子使得洪水倾泻而出，堤内漫水很快由最初的0.10米升至1.4米，农房半淹在水底。战士们不得不泡在水里，手推着冲锋舟将躲避在2楼的人们一个一个运送往避难用的学校。

8月下旬，记者来到了指前镇。在武警官兵鏖战55个小时抢修出的堤坝之下，河水静静流淌。不过，受灾的居民回来住的还没有几户，不少屋子里外狼藉一片，飘散出霉味。洪水退去，没有了庄稼的土地一片干涸，被太阳烤出道道裂痕。一位下乡审计的干部苦笑，优质的良田已经变成了优质的荒地。这一季的水稻大家已经来不及种了。

在东风圩的尽头只有一户人家。说起这场大水，养殖户徐小娣（化名）咬牙切齿：“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水，我损失了30来万的甲鱼，有几千只，统统被大水冲跑了，一个不剩”。

村上的堤为什么会塌？徐小娣领着Knews记者来到堤边一座倒塌的房屋废墟前说，这是以前自来水厂留下来的房子，楼板穿堤而建，洪水最先就是从楼板的缝隙里涌出的。“原来是我们公社的自来水厂建在堤上，后来就一直就是空着没人管，那么薄的楼板挡不住水就崩了。”

被冲垮的自来水厂房屋

废弃的房子没人管，土堤也没人管，在徐小娣的记忆里，这条7.7公里的圩堤从她45年前出嫁来到这里就没有改变过。她的说法得到了邻村芦家村王队长的认可。烈日之下，王队长正带着村民在村前的土路上铲铲挖挖，他们打算自发把路加高1米，因为这一次破天荒的大水，土路和庄稼正好被淹了1米。

“这个圩造了有几十年了，又不加强又不加高、不加宽，每一年都是到了紧要关头才搞突击，可一个浪头打过来，什么东西都挡不住啊。”王队长说。

再回到武汉市新洲区，今年7月6号，《新京报》一则题为《武汉新洲溃堤被指工程腐败，两负责官员曾落马》的报道指出，武汉新洲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发生溃口的举水河西圩垸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和这种“无作为”的局面“相映成趣”的是，2014年，武汉水利堤防中心主任唐某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经其手涉及受贿的工程总造价已经接近10亿元，其中就有举水河举西堤加固工程，工程造价为3186万。

对家门口的这个圩堤，郭胜红是这么告诉记者的：“那还是我年轻时候的事情，大概二十年前，修那个堤的时候都是我们村里的人，一担一担挑的沙土上去修的。所以那个结构我很清楚，里面是全沙，外面就搞一层黏土。”至于之后有没有再修过，郭胜红回忆，有领导说过一定要修，最终却不了了之。

此次决口的5处圩堤是否都与贪腐案件有关？武汉水务局和新洲区政府对此未做回应。不过，遍观此次Knews记者走访过的江苏常州、湖北武汉、江西九江、安徽阜南，长年失修、无人问津以及圩堤修建标准普遍较低是基层圩堤的群像。

常州金坛区水利局副局长朱网富向记者介绍，长荡湖周边的圩堤都是按照10到20年一遇的标准来修建，警戒水位为6米12，而今年的水位达到了6米55。“20年一遇的设防标准，要完全抵御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那么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险情”，朱网富说。

“主要是水位太高，圩堤在蓄洪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长期浸泡在水里，土质变得松软，于是就会出现垮塌的险情”，在连续半个多月抢修作战之后，武警水电部队五支队队长吴志刚也是深有同感。今年汛期，他们几乎一直都是在跟这些土质圩堤搏斗。

长年失修，疏于管理，让原本防洪标准就不高的圩堤更是雪上加霜。有的地方人们在圩堤上种树，树砍了，根烂在土里，形成了巨大的空洞。“大水一来，堤坝内外的水位有落差，水就从洞里翻滚出来，把孔洞越冲越大，最终导致溃堤。”武汉新洲区七里村村支书戢正开介绍说。这一次，七里村的两道防线，东河大桥大堤和西小河堤都溃了。

而在新洲辛冲区的溃堤处，有村民反应，曾亲眼目睹土坝里面全都是空的，“一大块土洼下去，上面好大一块白蚁，圩堤被白蚁都凿空了”。

历史欠账还是特大难题？

“是历史欠账！”武汉新洲区郑元村的朱大新（化名）斩钉截铁，“溃的这个堤是六几年造的，各级政府都知道要去修，但是干部们之间交接得不好。堤不破，永远都不做，就这样永远混下去。”

记者走访一圈，几乎所有的溃堤都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有的甚至是解放之前遗留下来的土堤。“我们去看那些冲垮的大堤的话，你可以从断面上看得出来它是历朝历代逐步去加高，培厚的。”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专家程晓陶对此十分了解。

然而，这些充满年代感的圩堤，其维护模式却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说是国家一分钱都不出，就是老百姓年年组织起来春修冬修，就是往上填土嘛，这是以农民的能力和方式，能够维系的一个模式。但是现在，因为这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了，所以很多的地方，就有了问题。”程晓陶说。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年年都要小修一次民堤，老百姓自己来做，改革开放以后就没修了。” 郑元村的朱大新说。那么当时是谁给钱，谁来组织呢？朱大新回答，“义务”。

但如今，农民们已经没有这份义务了，“民堤”这个名词也已经被“4、5级堤防工程”这样的专业名词所取代。维修的责任上交给了国家。在政府大力建设干堤，万亩以上级别的堤防时，这些小圩堤大多是还没顾得上。

“前几年我们圩区加固的资金重点投入到大圩上面，所以大型圩没有出现什么情况。小的圩相对来说投的资金量跟大的要少一些，毕竟要根据资金量，有个轻重缓急之分吧。”常州金坛区指前镇副镇长赵林华说得很无奈。

此外，98年以来，我国较长时间没有破纪录的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对于这些圩堤，一些地方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维护。“98年以后我们整个防汛形势不是那么严峻，对防汛可能有所忽略。”常州金坛区水利局副局长朱网富承认这是区里的历史欠账。

几十公里外，指前镇芦家村，正带着村民们自发加高圩堤的王队长没有要停下来意思。在他看来，苦苦盼着上面拨钱，希望还是有点渺茫。与其年年担心，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快。“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把水泥建设搞起来，那我们老百姓就不需要防大水了。每一年都爬起来多水泥大楼，搞到现在也没搞过一个水泥堤坝。要是每年一步一步地搞，不就搞起来了嘛。”

“每年市政建设动则几十个亿，每年受灾损失动则几十个亿，这些钱为什么不能拿来修固圩堤呢？”老百姓的疑问，有道理吗？

钱够不够？该从哪里出?

改成混凝土的堤坝或者从外地运粘性好、质地不容易流失的土来修堤坝，这个愿望是好的，操作也简单。朱网富副局长笑着，“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性价比，施工的造价真的不低”。

在政府采招网上，记者查询了部分堤坝修固工程的中标资料。一份为《武汉市新洲区沙河辛冲河段整治工程中标公示表》，加固堤防10.2公里等施工项目，总造价为2424.5千万元。而从2010年开始到2016年，常州市仅光为拓宽、整治丹金溧漕河及修筑两岸防洪大堤，就花费了33.18亿元。但就在这样重金治理之下，运河今年仍然有一段河堤因为建设标准过低，发生了洪水漫溢和管涌的险情。

武汉市新洲区沙河辛冲河段整治工程中标公示表

朱网富算了一笔数字账，仅常州市金坛区目前有万亩以上圩堤11座，千亩以上圩堤31座，总长度达到350公里以上。在千湖之城的湖北，这样的初级圩堤更是数不胜数。每个省辖区内总长惊人的基础圩堤如果都要加固，大概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中央财政在水利上的投资明显减少，而地方财政又集中于短平快的发展项目，导致了水利投资一度锐减。程晓陶指出，这么大一笔钱要指望国家来掏并不大可能，“河流是分级管理的，原则上肯定是谁受益谁出资。大江大河影响全局，所以国家出钱。但一个湖区的这些圩堤，只保护几个村庄，拿全体纳税人的巨资来修是没有道理的”。

除却考虑造价，这些圩堤要想统统排查、翻修一遍，也是一个任重道远、逐步逐步的过程。“有问题的堤太难排查了”，新洲七里村村支书戢正开很无奈，“现在水位降下去了，也看不出哪里渗漏，只有等水位上来的时候，哪个地方漏才看得出来呢，可到那个时候堤已经垮了”。所以，谁来排查？找到专业的安全隐患评估方法，也是当务之急。

圩堤并非越高越好 越牢越好？

在现代水利建设中，专家学者有了新的共识：防御洪水要修建一定高度的堤防，但不是越高越好，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度，也不应该全是钢筋混泥土，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洪水风险度和区内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科学的防洪标准。

清华大学周建军教授分析，并非财力物力做不到钢筋混凝土，而是这样做“不科学、不可取。整个这个平原河流区域，全部都是过去的沉积区，而且范围很大。不同的地区，它可能出现土沉降，变形很大，钢筋混凝土一旦遇到地基沉降，就会损坏，土更能够适应地基的变化”。

不经论证，一味地加高堤防，不仅经济上不合理，技术上也并不科学。“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水位到了6米55，就把堤坝抬高到8米、9米，这样会造成堤上河，水比岸高”。金坛指前镇副镇长赵林华说，水利厅的专家已经给大家上过课了，地上河一旦溃口，危险可远比现在要严重。

此外，专家还指出，如果在上流与支流盲目加高或新建提防，洪水自然调蓄能力就会减弱。洪水进入不了支流，又能去哪里呢？洪水风险很可能向干流或中下游平原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转移。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消能的概念，想要让暴雨洪水完全被限制在人造的囚笼里，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你让水无家可归，水就让你有家难回”，程晓陶这样说道。现在，国家甚至在人为规划数量不小的分洪区、蓄洪区，就是基于消能的考虑，这在本系列的第三篇特稿中会详细探讨。

“既要提高‘防洪标准’，又要摆脱盲目’拼实力’的怪圈，区域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需要协调”，程晓陶说。就以长江为例，沿途穿过多个省份，如果上游省份的防洪规划与下游省份严重脱节，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洪水是全域的问题，防洪，当然也不能各自为战。

2016汛期似乎已然过去，各受灾地区的善后工作还在继续。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专家们有一条共识：只有用长期有效的投入和科学的应急机制来管理洪水，永远没有一劳永逸、不出问题的钢铁长城。

（编辑：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