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亿”，两会开幕以来吸引目光无数。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并且，这2万亿“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2万亿”如何“直通”，直接关乎众多市场主体能否走出困境。这也是一切宏观政策都要考虑的问题。而市场主体的生存状态，直接关乎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航向。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企业”的信号空前强烈。

12-25，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联组会上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总书记也特别指出，要加强协同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协调性、配套性，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

一系列政策正在投向企业，这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而尽力实现“最大政策效应”，不仅是近在眼前的任务，亦是长周期的综合考验。

打通“最后一公里”

“要下沉，类似于防疫工作下沉到街道和小区，（政策）要下沉到注册地的最小单位，这就是精准滴灌。”

“2万亿”提出后，舆论场上已有共识：首先，它不是大水漫灌，而要“精准滴灌”；其次，它必须尽快落地，以解“燃眉之急”。

“中央一点不留，省里也只做‘过路财神’。”24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再度重申，财政新增资金要“直达市县基层，直接用来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民生。要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收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其他各项稳企政策措施，也都有一个“到达率”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立在昨天的“委员通道”上表示，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稳企纾困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与近年来连续出台的惠企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组合拳”。

但全国工商联的调研表明，一些政策在落实上还存在痛点难点堵点，近年来议论颇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导致政策效力打了折扣。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樊芸说，去年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对实体经济进行跨省市调研，发现减税相关配套政策不尽完善。如增值税抵扣规则过于复杂，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审核进项发票和销项发票，一些缺乏专业人才的中小企业难以掌握和处理增值税复杂的抵扣规则；出口退税周期太长，一些地方政府的税收增量返还政策并未直接返还本企业等，亦降低了企业减税的实际获得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以医疗器械产品为例，尽管地方早已发布优先采购创新的国产医疗产品的文件，但实践中企业仍面临融资难、临床实验周期长、项目评审周期长、进入政府采购目录难度大等问题。

“有的医疗器械产品很快拿到了生产许可证，做完临床后的第二天就拿到了医保代码，但是拿到医保代码以后，还要上到各个省的阳光平台，再让每个医院进去，那是更难了，阳光平台一年开放一次，如果那一次机会你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这一年中，这个产品可能被别人抄袭。等到一步步程序走完，花两年时间，可能也就失去了先发优势。”他为此呼吁，在政策上疏通相关环节，并使既有政策尽快落地。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将其视作一个全面提升政策到达率的契机。

“政府可以设立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直接隔给企业提供现金流，同企业保留员工、复工复产、数字化转型等挂钩，并由担保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参与。”她说，“要下沉，类似于防疫工作下沉到街道和小区，（政策）要下沉到注册地的最小单位，这就是精准滴灌。”

“一碗水端平”

中小微民营企业很辛苦，绝大多数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销售链断裂、交不起房租、发不出工资等方面的难题，亟待提高贷款可获得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盘活现金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表示，围绕政策落地，政府不妨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每季度或半年，倾听企业真实的声音，有效评估政策落地的实际情况”。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政策落实好不好企业家最有发言权。”黄立委员亦表示，涉及民营经济、特别是专业性较强行业企业的政策，在制定、落实、评估过程中，应广泛、充分吸收民营企业家意见，真正做到让民营企业家“在制定前能说话，在落实中敢说话，在评估时说实话”。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如何保障他们在各类市场主体的竞争中，获得应有的市场、金融、政策资源等，考验其所在地区的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连续多年都是两会的热议话题，每年也都有持续进展。但就目前情况看，不同规模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仍存在差异；一些环节，制度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成为制约微观市场主体发展的系统性梗阻。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等。实质上，这就是要打造公平的、竞争中性的外部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投标等方面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

周桐宇指出，现在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很辛苦，绝大多数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销售链断裂、交不起房租、发不出工资等方面的难题，亟待提高贷款可获得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盘活现金流。然而，过往有部分金融机构，却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某种“利息歧视”。

“比如对国有的项目企业实施一定空间的利率下调，对有些中小型民营企业却实施基准利率的部分上调。这种‘一碗水端不平’的做法，不利于构建公平便捷的营商环境。建议各级政府尽快落地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稳企业、企业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盘活现金流。”周桐宇说。

中小企业融资难，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董事长朱建弟说，国内大部分企业普遍是从小微企业或作坊式家族企业发展起来，注册资本金少，营业额和运转需要的资金数量明显偏低，导致资金需求的融资额度小，批次较多，频率较高，又没有固定的土地房产，无法给银行贷款提供抵押物，造成融资的困难。

目前，尽管我国政府在开展普惠金融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普惠金融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问题：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盈利性较差；产品同质化严重，服务体系不健全；小微企业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信息分散，外部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缺位，缺乏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等等，均影响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在他看来，要持续稳企，进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节流”，还要“开源”

“龙头企业提供平台渠道，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商品，加上政府采购，让中小企业能够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

有好的营商环境，“稳企业”才有基础。这背后，还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疫情冲击之下，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链”需求格外突出，而“补链”往往涉及一大批不同类型、不同位置的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蒋颖则注意到，国家发改委提交的《计划报告》中，提到了一种“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我理解，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要建立抱团取暖的合作关系。比如当下火热的新基建的投资过程中，大企业往往有更强的融资能力，手中的订单也比较多，能否把一些有能力的小企业容纳到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中，形成一个共生的联盟关系，让各种规模企业实现合作共赢。这也是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

产业链上的“共生联盟”，在特殊时期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征举例说，春节期间，上海建工接到一个紧急建设项目，虽然工程不难，但做得很辛苦，主要原因就是受疫情影响，加工类的中小企业全部停工，各种装配部件无法及时生产供应。后来在相关部门支持下，通过长三角联防联控机制找到产业链相关企业赴共生产，方才解决了问题，最后用三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完成了工程建设。

“稳链固链，就是稳企业。”徐征表示，建筑行业产业链长，供应链上多为中小微企业，能不能稳住整条供应链，对每一家具体企业都是性命攸关的。稳链固链的过程需要政府政策和服务引导，亦需要充分发挥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头部企业的作用，带动整个产业链协同降成本。

蒋颖也表示，政府对于企业，除了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外，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参与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圈和供应链。“龙头企业提供平台渠道，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商品，加上政府采购，让中小企业能够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

“除了给企业省钱‘节流’，政府还有必要站在为企业‘开源’的角度思考问题，”她说，“这也是真正的危中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