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香港的一家外文旧书店和罗闻达巧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后，就听说了他去世的消息。想当年，他来复旦参加学术研讨会，在大冷天里还只穿着一件衬衣，我问他冷不冷，他说 I am strong. ” 话说到一半，周老先生停下来，抬起手肘学着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的样子作势比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人生真就不可能有常。那次见面， 事后想来，巧合的不是时间，而是地点。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地点，再怎么巧也碰不上。”在《上海年鉴（1854）》（英文版）学术探讨会上，周振鹤老先生回忆起了与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的往事。

重新整理出版的《上海年鉴（1854）》

北华捷报馆编纂的全英文版《上海年鉴（1854）》（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由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罗氏藏书”中发现，这一发现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历史推前了八十余年。“罗氏藏书”是西方最大的私人汉学藏书。而周振鹤先生提起的已故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正是“罗氏藏书”的主人。

《上海年鉴（1854）》内页

“罗闻达并非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商人，一个书商，但他在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多弼教授，正是后者介绍我与他认识。请他来参加学术会议。”在罗闻达去世后，周振鹤先生在纪念文章《人生不可能有常》里写到了与罗闻达在2008年的结识。“当然我请他来，也有点私心，我知道他有一批西方中国研究的旧书准备出售。我很希望这批书能为上海图书馆购藏。”在此后长达两年的谈判时间里，罗闻达将这些积累了数十年的与中国有关的西文著述特藏售让于最合适的公立收藏单位——上海图书馆。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

此后，罗闻达每次来上海，都会去上图的徐家汇藏书楼看看藏书。看到藏书被妥善保存，并得到研究者的珍视，罗闻达非常欣慰。2011年，71岁的罗闻达立遗嘱写明，自己死后将把存放在泰国住所的各类工具书、 参考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两年后罗闻达突发心脏病去世，上海图书馆于去年12月在泰国完成了关于遗赠的交接验收，全部遗赠共4991种、5698册， 包含有多语种的各类字典、辞书，也有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日等地汉学家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各类著作、汉学期刊、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欧美各大收藏机构相关的 藏品目录和历年来各大拍卖行、旧书商相关主题的图录等。今年6月，罗闻达身前收藏的第一批共1118种、1340册图书，总重1398公斤，分装228 箱，从罗闻达在泰国的寓所运抵上海，正式入库徐家汇藏书楼，与2010年上海图书馆整体引进的1551册“罗氏藏书”相聚，第二批规模可观的赠书正在入关 报批中。这些书都将作为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馆藏，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阅览。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捐赠的西文汉学文献

周振鹤先生在纪念罗闻达的文章里写到“这批书除了在印刷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摇篮本外，即使其中算作最普通的书也有重要价值。举例而言，按说一百年前的书并不珍贵，但恰恰我们身在上海就找不全早期出版的《上海年鉴》，而罗闻达这批藏书中就有一册1854年版的，为我们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上海方志办研究人员的注意，方志办随即派研究员去徐家汇藏书楼寻查，因尚未编目，寻书过程如大海捞针般艰难，数次无功而返，多番努力下最终才寻获至宝，《上海年鉴（1854）》也得以重见天日。

《上海年鉴（1854）》

据记载，《上海年鉴》有 1852年到1863年十种，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经梳理考证，1854年版乃该系列年鉴中的第三册，也是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年鉴。今年6月，上海方志办 组织开展的《上海年鉴（1854）》整理出版工作宣告完成。《上海年鉴（1854）》由一函二书组成，一册《上海年鉴（1854）》是原文重印，一册 《〈上海年鉴（1854）〉研究》则汇集相关研究文章8篇。《上海年鉴》编纂的用意，是为在沪上海英美侨民和商人提供一本有关上海的“百科全书”和实用手 册。该书原书全文分为“历书”和“文献汇编”两部分，1854年年历为读者提供了1854年上海的日食时间、日历以及记事页，反映出19世纪西方年鉴的典 型编纂体例。而“文献汇编”则记载了当时上海的气候水文、外人社会、洋行分布及风俗等社会文化的不同面向。

1852、1853年的《上海年鉴》

由1845年《英华历书》电子版中仅见的12 月份月历（左）可以发现《上海年鉴》月历（右）中的中西历排日方式完全与之相同

年鉴汇辑的1853年史料，恰处上海开埠第十年，也是上海租界维持华洋分居局面的最后一年，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历史截面。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表示，“上海在 1843年开埠后，当时中国的贸易中心就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彼时的上海城内城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外华洋杂居，高楼洋房，已经有现代化城市的 雏形。”研究者普遍认为，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的《上海年鉴》，资料连续，内容衔接，更为珍贵。把这些年鉴集中起来研究，就可以看到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变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表示，“这本英文年鉴反映了1853年上海开埠十年后的人文社情，相比于报纸，年鉴更是一个信息的密集点。外国人看中国与中 国人看外国不同，这是上海的另一支文脉，而近代上海的城市主体就是外国人建造设计的。这本年鉴为上海研究的谱系向前延伸了很多，这对于理清上海历史文脉， 了解城市近代文明极其重要。”

“罗氏藏书”中包括极其珍贵的“摇篮本”，改写了上海图书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

在 欧洲“汉学”古籍的收藏方面，徐家汇藏书楼曾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教廷图书馆，三足鼎立，后因历史原因，流失了部分收藏，但依然在国内西方“汉学” 经典著作的收藏方面首屈一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表示，近代图书文献往往被认为在重要性不如古籍，保存和收藏都不理想，结果很多都失传。学 界期待，罗闻达的第二批赠书能尽快抵达。周振鹤说，“这批罗氏藏书，可能会解谜，看清15世纪到19世纪间，西方是如何逐步了解中国的。”而《上海年鉴 （1854）》在流转了162年后，终于重新整理，付梓印刷。在新书发布会上，黄显功回忆，第一批“罗氏藏书”引进后，曾赠予罗闻达一张藏书票，罗闻达则 回赠一瓶葡萄酒。“我们约定，等捐赠图书入藏上图之时，共同开启这瓶酒。很遗憾，如今斯人已逝，我和周振鹤先生再约定，等罗先生的最后一批赠书抵达上海， 我们一起在上图开了这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