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敏

2015年夏天，我和徐阿姨第一次见面，在上海市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多大了？你家里是不是只生了你一个啊？”

在医院工作了六年，这是我第一次被如此频繁地问到自己的年龄。我知道，她在找孩子的影子。

我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世界重启，徐阿姨一家应该和大多数三口之家一样拥有着相似的幸福，孩子绕膝，其乐融融。然而，突然有一天，她和爱人老无所依，被贴上了“失独”的标签。

12-25广德县东亭乡的一个水塘成了徐阿姨独生子的人生终点站。这个身高1.78米的男孩子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20岁。他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快乐的大学暑假，因为救两个落水的孩子，改变了他和这个家庭的一切。

儿子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阿姨和丈夫都是在整理儿子的遗物中度过的。“感觉天完全塌下来了，生活重心没了。”对这个家来说，剩下的日子根本没有生活预期可言。从此，这个世界除了儿子，其它都与夫妻俩无关。两位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静静地整理遗物，回忆着儿子生前的每一个细节，泪水哭尽……哀伤，到了晚上更加肆意汹涌。“每天晚上根本就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早上天不亮我就醒了，一醒来就觉得我儿子刚刚来过。很多亲戚邻居来看我，也只听着他们说，我能跟人家说什么呢，说一说，自己眼泪就掉下来。”

徐阿姨和丈夫的手机里都存着儿子的照片，在排队候诊的时候，在跟病友聊天的时候，阿姨有时会打开儿子的照片，用手摸摸儿子的脸，仿佛在努力感受儿子的温度。“有时候走在马路上，看到高高瘦瘦男孩的背影，我就会忍不住上前去看看是不是李本超。” 一个20岁鲜活的生命，在一个水塘里，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她梦想着某一天，儿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她无法承认，儿子没了，再也回不来了。“他在家的时候一直说，长大了上班了要好好孝敬我和他爸。”

原本热热闹闹的一个家，之后开始了长久的沉寂。逢年过节，别人家都是儿孙满堂，而徐阿姨和丈夫就在家里，看着熟悉的一切，到儿子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那种罪真不是人受的”。

一年以后，徐阿姨和丈夫在亲人的劝说下，慢慢接受了失去独子的现实。“我们年纪大了，有亲戚劝我们再抱养一个，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给ta讲哥哥的故事。”去年，夫妻俩做出了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去年徐阿姨43岁，自然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过多方打听，夫妻俩决定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上一个自己的孩子。从此，他们踏上了万里长征。他们几乎走遍了华东地区的所有辅助生殖中心，接受过正规医院的治疗，也遇到过“莆田系”私立医院的不靠谱。无奈，结果都是被宣告“卵巢功能已经衰退，娶不到卵子，无法进行试管婴儿！”

之后，在丈夫表亲的介绍下，徐阿姨夫妇找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集爱中心的孙晓溪教授。虽然夫妻俩经验小本生意多年，但是为了怀孕，也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积蓄，然而生孩子的信念却一直坚持着！“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都要去试试。”徐阿姨年纪已经过了40岁，卵巢功能降低，加上“失独”的心理创伤，卵子质量受到双重影响，高龄加上是失独，想要做试管成功并不容易。然而，孙晓溪教授却选择跟这个家庭一起试一次。

自从儿子去世，徐阿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月经一年也没来几次。在医生的专业治疗和心理辅导下，徐阿姨慢慢有了正常的月经周期、慢慢地有了第一个卵泡、慢慢地拥有了5个胚胎……陪着徐阿姨一路走来，我知道，这5个胚胎对她而言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徐阿姨第一次取卵，是在去年6月，当时还成功配成了一个胚胎。生活一下子让她有了盼头。后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徐阿姨总共取了三次卵，每一次，她都忍着针刺的疼痛，坚持不打麻药。尽管，这么小剂量的麻药对卵子质量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当我们满心期待着，徐阿姨可以正式接受移植，迎接小生命的时候，她被查出了宫腔息肉，须尽快手术。她又一次躺在了无影灯下。那天我安慰她“阿姨，别灰心，好事多磨。”

从夏天一直等到冬天，徐阿姨的子宫内膜环境终于恢复好，胚胎顺利的移植到了徐阿姨的身体里。春节的时候，徐阿姨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想起了这一年来，徐阿姨每次跟我谈起她儿子往事时，神情里片刻的松弛，在那些时候，她看上去没有那么悲痛欲绝。的确，关于孩子的成长，母亲的能量永远没有人能匹敌。为了这个小生命，徐阿姨和丈夫每次来上海都挤在医院附近几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房间里除了床，什么也没有。像这样的小旅馆里，住着很多这样从外地赶来做试管的患者，时间长了，徐阿姨与这里很多女孩子都熟落起来，谁成功怀孕了，谁失败了，谁流产了，徐阿姨都非常清楚。我想，她应该是在这些病友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吧。

春节过后，我们一起聚在了孙晓溪教授的诊室里，这一天大家都高兴坏了。孙晓溪教授鼓励徐阿姨，接下来是另一波考验的开始，一起努力。后来，徐阿姨开始做孕检，28天、45天，这是必须检查的日子。胚胎不好，身体就会随时自然淘汰无法孕育的生命。然而，再为人母的喜悦只维持了40多天，胚胎停止了发育。从B超室出来，徐阿姨哭了，一句话都不说，就一个人躲在门诊大厅的角落里流眼泪。我想这种感受用多少悲情的词语都形容不出来。培根说，“与死亡一同到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令人窒息”。对徐阿姨而言，再孕的失败，让她再一次经历了亲人离去的悲痛，伤口上撒盐的痛，让旁观者也感到窒息。我仿佛能听到徐阿姨在心里喊着“儿子啊，妈妈真的好想你啊。”

面对剩下的两枚胚胎，徐阿姨依然坚持，她说“只要有希望，就一定试下去，不管结果是什么，毕竟努力过了。” 我希望徐阿姨能够随心所愿，像潘老师曾经说过的“好人会有好报，徐阿姨儿子行的是善事。”　

“三口之家”，是中国独特历史因素下的结果，这群父母赶上八十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积极响应国家“只生一个好”的号召，然而孩子的夭折，让垂暮之年的他们接近崩溃。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他们一下子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我记得有一次拍摄，现场一对台湾夫妻对录制工作进行了干扰。徐阿姨站到我的身前对我说“你不要怕，有我在，他们就看你是个孩子。”这句话，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即感动又难受。徐阿姨永远失去的正是她的孩子。

与徐阿姨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集爱门口，徐阿姨说她要回老家做手术流产，养好身体继续准备移植。我突然词穷，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但我会一直记得她对我的嘱咐：“你家里就你一个，不在爹妈身边，就多给你家里打打电话。你不知道他们多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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