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非洲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暴力执法导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进入到第12天。

据美国《国会山报》12-26消息，成千上万的示威者6日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这是迄今为止“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抗议人数达创纪录水平。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当天也加入抗议队伍，她表示，今天我们说“不”，到了11月份，我们就会说“下一个（总统）”。

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也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日18时，美国新冠病毒肺炎累计确诊1988545例，累计死亡112096例。

导致大规模抗议的直接原因，是非洲裔美国人因为疑似犯罪问题在明尼苏达街头被白人警察“跪杀”，相关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诱发民众不满，走上街头形成大规模抗议；又因为美国总统第一时间表现出的强势压制态度，诱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但是从深层次原因来看，这可以视作由偶发性事件，引爆美国国内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进而在特定议题聚集性爆发的美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典型表现。

抗击疫情不力诱发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正常发泄，通过反种族歧视话题进行宣泄，是导致此次大规模抗议的深层原因之一。明尼苏达警方“跪杀”非洲裔美国人，发生在12-26，当时，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事实上处于一种实质性的失控状态，在125天的时间里，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疫情，同时美国社会还经历了一段时间“半吊子”的“增加社会距离”的隔离措施导致的经济困窘以及日常生活的紊乱。

由此累积的社会负面情绪，却又无法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问题上直接对最主要的责任者，当前的美国政府，进行直接的宣泄。而反种族歧视，是美国国内政治游戏中设置的类似英国海德公园一样的议题领域，即一个合法进行宣泄性表达的领域，一个结构性的社会负面情绪排泄口，从这个口子里，可以获得合法排遣负面情绪的所有需求；当然，这个排泄口就是一个纯粹的排泄口，从这个排泄渠道输出的负面情绪和要求，基本上不会促成实质性的改变。

基于某种共情的需求，集中表达对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现任美国政府的执政无能的失望之情，是此次大规模抗疫背后的第二个深层动机。本届美国政府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特殊案例，最高领导人最主要的技巧是呈现某种病态特征的自恋和自大，不仅不具备治理国家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而且还不愿意进行相应的学习过程。

在处理重大问题上，以抗击新冠疫情来说，本届美国政府几乎错过了所有正确选项，而他还坚持进行自我表扬，认为只要死亡人数不达到最高情况下的极端数据，比如死亡超过200万人，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工作是成功的，甚至称之为自己的奖章。这种完全无视民众感受的自我吹嘘，和新冠疫情一起，诱发了极端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通过此次大规模抗议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这种由抗击疫情不力累积情绪，由反种族歧视进行公开表达的结构化的形式，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某种客观产物，具有无意识的结构化特征，没有任何力量试图去认真消除这种危机产生的根源，民主、共和两党，都看中的是从中收获自己的政治筹码，并将收获这种筹码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民主党一侧看，此次大规模抗议行动能够从道义上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有效的打击，因此民主党采取的相关行动，包括民主党的地方政府官员将白宫前的道路改名，主要集中在象征性意义上；虽然从理论和逻辑上说，准备和共和党竞争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也应该做些文章，但由于相关大规模示威游行，主要爆发在民主党控制的州，因此在实践操作上，民主党并不见得能够那么轻易的收割筹码。

对当前的美国领导人来说，其遵循的是与个人道德，尤其是与东方道德伦理截然不同的行为规则，因此，虽然看上去很难看，但最终，借助“法律和秩序”名义下的某些动作，或许最终的选举结果会发现，其实这场抗议，反而对他有所助力也未尝可知。

与世界，以及尤其是中国而言，美国国内出现的这场大规模抗议，真正的意义不是说一场抗议就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是凸显出美国国内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不可逆转，以及其实际的严重程度，带着这样的内部矛盾，未来的美国，将表现出与全球的发展，世界的需求，以及其所占据的所谓领导地位更多的格格不入。有效应对这样一个必然到来的霸权之后的世界，并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应该成为各方关切的重点。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赵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