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2016年大选是一次开放式的选举。所谓的“开放式”是指，总统大选中在任总统不能或不愿谋求连任，副总统也未参选，从而彻底向两党各参选人开放，提升了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与不确定性。

自1856年即如今的民主、共和两党第一次一起竞争总统职位、染指总统政治以来的40次总统大选中，开放式选举共有11次，其中19世纪下半叶六次，20世纪上半叶三次、下半叶一次。21世纪以来，2008年是一次开放式选举，距离上次开放式选举的1952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计入2016年大选，21世纪的前16年已有两次开放式选举。如此密集分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的总统政治及其政策议程进入了延续性相对较低、变动性相对较大的历史时期。

美国政治陷入“单曲循环”

除了开放性之外，美国总统政治近年来的确陷入了某种奇怪的单曲循环当中。比如，自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到2000年乔治·W·布什当选，再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过去24年中出现了三位连续连任两届的总统。

如此状况在美国历史上的上一次出现还要回溯到1801年到1824年，即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以及詹姆斯·门罗的时代。但不同之处在于，杰斐逊、麦迪逊及门罗三位总统均为民主共和党人，而在1992年到2016年期间则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

这个想象背后的确不可避免存在某些偶然因素，比如小布什和奥巴马出于平衡自身华府阅历不足的目的而先后选择了经验更为丰富的年长副手，从而导致了副总统不参选、在客观上形成了2008年和2016年的开放式大选。但同时，分属不同党派的总统得以连任成功、但在任期结束时又无法延续本党执政，也说明美国目前所面对国家内外挑战的复杂性与周期性。小布什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赢得连任，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反恐泥潭却拖累了其共和党的选情；奥巴马凭借变革承诺上台、并且在经济复苏、结束伊拉克战争等背景下成功连任，但在2016年民主党人却不得不再度面对民众的不满与愤怒，特别是民众期待再次改变的强烈倾向。

事实上，正是由于所谓的“开放性”以及总统周期，才让两党政治人物特别是共和党人意识到了可能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共和党阵营中最多时有17位参选人通常竞争，创造了1970年代初选制度运行以来的主要政党的最高纪录。其结果是，所谓的建制派内部就有6、7个人内耗，从而错过了阻击、遏制特朗普上位的良机。

同时，除了这次选举站在了特定历史节点之外，奥巴马执政八年的美国，作为选举的民意背景也颇为关键。甚至今天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如今美国民众对现状的不安、不满、愤怒甚至是恐惧的情绪，导致了特朗普的上位或者是桑德斯与希拉里缠斗良久的本钱。

民众不满现状 特朗普闪亮登场

美国民众的怨气来自于诸多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国际与外交政策，等等，几乎没有哪个方面令人满意。

政治上看，我们经常说的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甚至碎片化已经发展到了所谓的政治衰败的地步。 12-26，奥巴马在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坦言，“我的总统任期内有一些遗憾，其中之一即政党之间的仇恨和猜忌日益恶化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变”。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或许应该是，造成任期内无法兑现2008年选举承诺、造成诸多遗憾的原因其实是华盛顿的政党恶斗，而不是他不努力。

但不可否认，过去八年中，从华尔街运动到茶党政治、从财政悬崖到政府关门，从奥巴马医改的博弈到控枪立法、移民改革受到巨大阻力。奥巴马的变革旋风丝毫没有改变美国的政治僵局，他自己的满意度也持续走低。根据盖洛普民调显示，至少有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并不满意，进而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感。

而在这次大选最初，希拉里在民主党阵营内强势竞选，出身布什家族的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也一度被认为是共和党阵营的“不二人选”。

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又被报道向科赫兄弟（美国科氏工业Koch Industries掌门人）或谢尔登·阿德尔森（美国赌王、金沙集团董事长）寻求大量捐款支持。这些动向加剧了公众对美国政坛上的“王朝政治”、“金钱政治”等沆瀣现实的无奈、反感与担忧。

政治上缺乏民意回应性，经济上也让美国老百姓不高兴。在统计指标意义上，美国经济似乎持续复苏，但公众却无感而无奈。以2015年为统计点，美国GDP增长率已经从2009年的-2.8%成长到了令整个西方世界侧目的2.4%；5.0%以下的失业率是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人均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也难得地来到了3.4%。奥巴马本人对此可谓胸有成竹，“我的确拿我们的经济表现与历史上所有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家对比过，我们可能是比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做的都好的。”

但与这些完美数据严重对立的是，同期民调显示，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仍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而民众中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明显不公平地向富人倾斜的比重超过了七成。

事实上，2009年之后的美国经济虽然旋即缓慢复苏，但其主引擎并非奥巴马口口声声要扶持的实体经济，而是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本周期性的重新配置。其结果是，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富人群体膨胀的速度超过穷人群体，贫富差距加剧。由消费带动的非专业的中低端服务业提供着最多的就业岗位，2014年的这个数字超过了80%，而工业实体经济的贡献只有15%。大量中低层白人只得找到类似沃尔玛收银员之类工作勉强养家，而这些收入有限却天然具有超不稳定性的岗位却极易吸引少数裔或新移民取而代之。

奥巴马一个人根本无力改变资本全球化流动大趋势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他能改变只是扭转小布什时代的错误，他做对的事情其实是接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而彻底实现美国产业结构的跨时代变革却还在路上。

族裔问题将成美国社会最大矛盾？

正在美国经济在阶层意义上失衡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族裔矛盾持续加剧。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上升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而按照保守预计，美国在50年后极可能会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这一趋势让“我们是谁”的疑问再次萦绕在白人、少数裔等所有美国公众群体的心头。

面对2014年的弗格森种族骚乱或者2015年巴尔的摩的种族骚乱，奥巴马在一次广播节目中也只能承认，“种族歧视，我们还没有治愈它。……任何社会都不会在一夜之间抹去200、300年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更为严重的危机来自于那些新移民群体，当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发现适合自己的价值定位时，又加之极端思想的驱使，《拉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故事就会反复上演。

于是，全世界看到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圣巴纳迪诺枪击案乃至2016年奥兰多枪击案等一系列复合型暴力事件。身为少数族裔，奥巴马却无力安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与少数裔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力彻底解决阻碍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迅速流动给这个移民国家带来的新困扰。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将国家优先议题从“反恐”转向“反衰落”的做法并没有获得成功：时至今日，“反衰落”的任务并未完成，“反恐”压力却又陡然激增。当大概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1150万“无证移民”驱逐出境或者超过一半民众反对美国接受叙利亚难民时，特朗普才得以粉墨登场。

党争极化乃至碎片化下的政治衰败、资本全球性逐利流动和产业空心化下的经济失衡、价值观冲突与人口结构巨变下的社会失序，这就是奥巴马面对了八年的美国，是他一个人努力改变着的美国。我们无法假定过去八年里，如果没有奥巴马的变革，美国又会如何，但或者只有在历史的沉淀之后，人们才能认清成败之间的奥巴马。

不可否认，如今的“特朗普现象”或者“桑德斯现象”其实与当年的“奥巴马现象”如出一辙。奥巴马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才得以实现的。金融危机后的“思变”情绪并未充分释放、而对奥巴马的失望又持续累积，民意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而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分享着奥巴马的套路。而与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的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正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放弃参选意向的公开信中的评价，“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魔”。

在这其中，奥巴马或许并没有责任，如果一定要指责的话，其实是他在8年前太多乐观、许下了太多无法兑现的承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长期民调低迷的奥巴马在今年以来奇迹般地获得了难得的高满意度，这应该是民众在比较了希拉里和特朗普之后给出的分数。而今天，一面是高高在上、代表政治精英的最大建制派希拉里，一面是满口承诺改变但却极大不确定性的最大反建制派特朗普，美国民众到底该如何给出自己的答案呢？奥巴马这八年中的毁誉或许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