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25，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位于加沙的两个哈马斯据点，以此作为对巴方极端分子向其南部发射一枚火箭弹的报复。

在此之前，各方围绕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入口处金属探测门事件的冲突刚刚告一段落。

根据红新月会统计，截至8月初冲突已造成13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仅耶路撒冷一地受伤者就高达500多人。以色列则加强了对巴勒斯坦抵抗活动的镇压，7月以来已有880名巴勒斯坦人被捕，包括144名儿童和一些妇女，并拆除了一些被其认定为“极端分子”的住宅。

巴以冲突的持续升温，已再度引发人们对于第三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讨论。

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已多次发生。

1987年12月初，一辆以色列国防军卡车闯入了位于加沙地带的迦巴利亚（Jabalia）难民营，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尽管以色列声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不少巴勒斯坦民众认为是以色列士兵蓄意而为。他们愤怒地走上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等抗议活动，并多次与以色列军警发生暴力冲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据统计，从1987年底到1990年下半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有722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近两万人受伤，另有至少1.3万人被捕。以色列方面，也有100多名士兵和平民死亡，3000多人受伤。直到九十年代初，随着和平对话进程启动，这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才逐渐平息下去。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始于2000年9月底，其直接导火索是当时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不顾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坚持访问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圣殿山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这里既有犹太人的哭墙，也有伊斯兰世界著名圣迹阿克萨清真寺，沙龙的访问意在强调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的主权诉求。然而，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沙龙的访问是对其宗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及民族权利的严重挑衅，故而称其为“阿克萨起义”。

这场起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据统计，从2000年9月底到2005年1月，先后有1000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并有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对抗中死于非命。

一般认为，2004年底是起义逐渐平息的转折点。一方面，以色列通过“定点清除”将“哈马斯”核心领导人亚辛、兰提斯等先后打死，导致该组织的指挥和协调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和平进程重要开创者的“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也在当年11月去世。随后，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开始陷入激烈内讧。

另一方面，以色列从2002年起，开始沿“绿线”修建从约旦河西岸北部到耶路撒冷的“隔离墙”，这一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诸多批评和指责，但却有效地阻止了巴勒斯坦人越境发生武装袭击。与此同时，沙龙政府开始从占领多年的加沙地带单边撤离，并拆除了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点和军事设施，减少了与哈马斯的正面冲突，一系列因素促使巴勒斯坦人起义逐渐归于平息。

第三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会否来临？

本轮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12-25，三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附近遇袭。以色列随后以强化安全为借口，单方面决定在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入口处安装金属探测门，由此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

从表面看，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源自其对以色列单方面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现状并逐步蚕食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担忧。事实上，近几年来关于巴勒斯坦人可能爆发第三次大起义的警告和分析一直不绝于耳，这些警告绝非空穴来风。

首先，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仍在持续恶化。生活在耶路撒冷老城的30多万巴勒斯坦人当中，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加沙地区，由于以色列连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围困，这里已近乎“人间地狱”。以色列建成隔离墙后，成功地将巴勒斯坦人限制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他们进入以色列境内寻找就业机会更为艰难。

其次，是受“阿拉伯之春”的复杂影响。“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巴以冲突在中东热点问题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政权因为自顾不暇也减少了支持和关注，乃至调整了传统立场；另一方面，周边国家跌宕起伏的政治变化也刺激着巴勒斯坦年轻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当局腐败无能及其与以色列媾和的不满。

最后，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前让巴勒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失去了信心。无论法塔赫、哈马斯还是其他激进政治力量，近年来都逐渐减少了暴力袭击活动。然而这并未推动人们翘首以盼的和平进程，于是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呼声在巴勒斯坦人内部再度高涨。特朗普上台后，不仅直接否定了作为巴以和谈基础的“两国论”，还于今年5月以色列纪念夺取耶路撒冷老城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犹太圣迹，成为第一个在总统任内访问“哭墙”的美国总统。对现实困顿生活的不满、对巴执政当局与和平进程的失望再一次通过自发性的集体反抗展现了出来。

巴以和平任重而道远

由于巴勒斯坦政治组织的内部分裂、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碎片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外部支持减少、巴以冲突被边缘化，加上以色列的有效应对，新一轮巴以冲突在组织性、协调性和反抗规模等方面已不大可能和前两次巴勒斯坦起义相提并论。

但是，巴勒斯坦人在自发地反抗以色列占领方面的诉求并无根本性改变。就此而言，机械地进行历史类比并无太大实质性意义。无论这次暴力冲突的特征和前两次有何不同，它都没有改变冲突本身的性质。

令人担忧的是，在这次巴以冲突中，不少巴勒斯坦青年自发地走上了街头。这足以说明，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双方在一个世纪来的冲突中所形成的仇恨正在传递给下一代。无论是否经历过祖辈之间的战争，他们对于流血冲突的集体记忆和种族仇恨仍在延续。

流逝的岁月既没有给这里带来和平，也未能抹去双方内心的仇恨，人们对于未来和平的期盼或许还需要更长时间。

（特约撰稿：王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实习编辑：黄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