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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治理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赴浙江考察同样提到了城市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一流的城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虚妄之谈。
从管理到治理
在曾经的公众视野中,“管理”是最热门的施政词汇之一。不难发现,单纯的管理往往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追求眼前的效果,缺乏应有的高度和远见。同时,管理往往体现在单向度的管,体现在从上到下的管,缺乏应有的良性互动。
“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从“管理”到“治理”,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质的升级,凸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治国方略的转型,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言以蔽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流的城市治理更能让生活其中的人享受到生活的美好、城市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重要。
从治理到智理
更美好的生活,当然离不开更精细的服务,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透,建设智慧城市成为城市治理乃至城市智理的时代潮流。这个“智”字,从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可提高效率,便利民众,降低治理成本。以智慧交通为例,智能化调度可最大程度处理应急事件,比如某路口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无需路人报警,红绿灯等设施捕捉的信号传导给有关机制“大脑”,经全局研判,可给出最科学的处理方案。
截至2019年9月,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经超过700个。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就重点调研了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事实上,城市大脑不仅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城市的实践探索,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有效抓手。以杭州为例,城市大脑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普惠、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精准的公共服务,突出体现了数字惠民、便民、利民,也成为杭州连续13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重要技术支撑。抗击疫情期间,杭州在全国率先上线疫情防控电子身份“健康码”,随后在全国陆续推广并互通互认,而这种快速反应、智能治理背后所依托的正是运行多年的城市大脑。上海在疫情期间也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通过“一网通办”“一网通管”等,加强多源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助力精准防控疫情。
从智理到制理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当然不是小智,而是科学治理的一种生动注脚。更应该看到治理具有深刻内涵,不只是智理这一个层面,而无论哪个层面,归根结底需要上升为机制和制度层面。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越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很显然,要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需要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具体到城市治理,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为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2019年底,成都以“10+1”的完整制度构架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昆明市政法部门立足立法、执法等法治建设关键环节,完善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三大体系”。当然,探索有成功的,也有不够成功的,无论怎么探索,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到最适合城市自身发展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固化的同时,根据城市成长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提升城市的魅力。
从制理到知理
知,知识水平。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究竟怎么样,往往取决于领导班子的水平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强调要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此推理,只有将城市治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治理能力、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次疫情应对,一些城市展现出了极高的应变水平,富有远见,善于擘画,勇于行动,真正体现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倍受好评。如深圳“硬核”科技深度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聚焦疫情开展集中攻关,率先研制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同时综合施策助力科技企业健康发展,对租用深圳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持有的政府物业的各类创新主体,一律免除2个月租金等等。6月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后,北京科学精准有效施策,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织密织紧疫情防控网络,在两个潜伏期内实现了确诊病例零增长,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自12-24零时起,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至三级后,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10项必须严格坚持的措施,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为在离校时间节点有效服务高校毕业生,北京推出了“京尤码”,背后是“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将个人求职、实名制登记、招聘活动、就业见习、档案服务、政策服务、就业创业指导、申领补贴、大学生创业板、职业测评等10个关联事项共30项服务内容“打包成一件事”。凭码即可享受求职招聘、申请见习、档案查询、政策解答等线上全链条服务。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这个码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关键身份信息等;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个码可以了解企业的社保缴纳、经营状况等内容。
毋庸讳言,也有个别城市出于种种原因,缺乏现代文明意识,乃至缺乏基本的法治精神,表现令人失望,体现不出应有的高水平治理能力。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加重了变局的可变性,让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更多,这也为我们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更好地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皆知,如果城市治理水平也为全世界提供可借鉴的范本,无疑更值得推举。在这种背景中,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能让这种治理经验在人类治理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编辑部专职评论员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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