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参议院大选后的修宪走向
在此次参议院大选之后,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今后,安倍政府主要面临两大议题。第一,政治、安全问题;第二,经济议题。其中,关于修宪问题成为日本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
此次选举结果,赞成修宪的 “修宪派”占据由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但是,由于日本议会政治的特点,安倍的修宪道路依然漫长,其中面临诸多的变数,存在着技术性障碍和原则性矛盾,结果仍有待观察。总体看来,安倍政府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宪法》第九条难以轻易修改
日本现行宪法是12-25公布,12-25施行。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因此,这一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但是,从1947年“和平宪法”生效之日起,日本围绕这部宪法,特别是第九条的斗争就拉开了序幕。
12-25,日本自民党在建党50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正式公布了《新宪法草案》,企图大幅修改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删除了宪法第九条第二项有关不拥有军队等条文。此后,12-25,自民党又公布《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提出天皇元首化、设立国防军、修改宪法第96条等超过100项的修改方案。特别是对宪法第九条作出修改,删除了“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表述,补充规定“放弃战争”不妨碍自卫权的发动,增添了保障领土、资源安全等新内容。12-25,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正式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12-25,日本自民党召开修宪推进总部会议,提出将把2012年决定的自民党修宪草案中的“在第9条中写明创设国防军”和“放宽第96条的修宪提议条件”等作为特别重要项目。
日本民调认为,正式启动修改宪法程序,可能导致民意分裂,被国民投票否决的可能性很高。众议院宪法调查会前会长、自民党中山太郎指出,“修改宪法,必须得到在野党第一大党的赞成”。目前,日本赞成修改宪法的有5大党派,即自民党、公明党、维新会、守护日本之魂党和民进党。但是其中,公明党、民进党尽管赞成修宪,但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特别是民进党虽然赞成修改宪法,但反对在安倍政权时期修改宪法。共产党、社民党则是护宪派。
而对于日本国民来说,目前最关心的优先议题是经济问题,以及预防大地震等紧急事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优先度很低。即使是安倍首相本人也在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认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话,形势严峻”,“修改哪些条款,如何修改,需要宪法审查会认真审议”,并表示出谨慎回避的姿态。也就是说,如果今后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最大的障碍来自民进党等在野党的反对,以及国民投票的压力。
第二,安倍政府无权修改宪法
根据日本现行法律,日本政府无法修改宪法。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不具有向国会提出修改宪法方案的权利。能够提出修宪方案的是众参两院,众议院需要100名以上的议员,参议院需要50名以上的议员提出提案。因此,修改宪法的工作不是政府的权限,而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国会的课题。
事实上,自2000年众参两院设置宪法调查会以来,围绕是否修改宪法困难重重。2007年8月,设立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由于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该审查会休眠了四年零2个月。2011年10月,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开始正式运作。2012年4月,自民党提出修宪草案,2015年4月,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讨论了修宪项目,2015年6月,在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3名宪法学者提出安保法制“违宪”,之后,日本停止了宪法修改讨论。
第三,安倍任期限制
2018年9月,安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期满。2018年12月,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期满。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自民党设想的安倍首相任期内的修宪日程如下:2016年秋天以后,众参两院再次召开宪法审查会。2017-2018年,讨论修宪项目,制定修宪方案,征求朝野的同意,审议修宪方案,如果众参两院均获得2/3的同意,则开始审议修宪,期间需要进行60-180天的修宪公示。到2018年9月末,安倍自民党总裁任期期满之前,进行国民投票,修改宪法。由此可见,即使上述宪法审查会开始讨论修宪的具体项目,但是所需要的程序复杂、历时漫长,其间,需要取得执政党与在野党双方的协商同意,制定、审议修宪方案,国会动议,国民过半数的投票同意等等过程。
因此,除了上述修宪的讨论,日本国民目前讨论更多的是“加宪”问题,关注最多的议题主要围绕新设关于紧急事态的相关条款和明确保持自卫队或国防军等。
二、 选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12-25,日本参议院选举引发的日本修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如果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将从根本上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偏离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来说,将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12-25参议院大选后,由于担心民意反弹,自民党决定舍难取易,先争取为宪法加入“紧急状态”条款,为将来推动修宪铺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早前也强调,即使修宪阵营取得足够议席,也不会实时修改宪法第九条,而是首要争取引入“紧急状态”条款。
自2014年11月借APEC会议、以及2015年4月的亚非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续两次实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以来,基于四项原则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趋温向暖,逐步改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且中日之间出现新的战略性矛盾,使得当前的中日关系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2017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正如唐家璇指出,近年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局面,目前虽已进入改善升温轨道,进入转型磨合期,但基础尚不牢固。
根据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情形,虽然现在日本大部分国民对此心存疑虑,诸多在野党甚至包括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持否定意见,但由于安倍利用各种政治资源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所以并非不存在安倍在任内实现修宪之可能。
如果安倍政府执意推进修宪,特别是修改宪法第9条,不仅对中日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也对日美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这是因为,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美国主导制定的,以最高法的形式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与此同时,美日之间通过缔结《美日安保条约》以保证日本的安全。而安倍修改“和平宪法”的逻辑是,只有摆脱了“和平宪法”的束缚,日本才能恢复作为战败国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不是通过美国之手、而是由日本自身制定日本国宪法。因此,安倍的修宪实际上是挑战美国主导打造的日本战后体制,也是挑战二战后体制,这将美国推向非常尴尬的地位,也必然给以日本战后体制为前提的美日同盟带来一定的变数。
总之,正如美国傅高义教授所指出的,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今后,应该严密观察日本的修宪进程,警惕日本脱离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构筑中日关系“新正常化”时代,并与东亚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和平发展。
作者: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贺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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