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这个叫做陆家嘴的地方，还是一片农田，沿着江边到处都是废弃的仓库。三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天际线，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象征——中国转型为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强者。但很少有人知道，1921年7月，当中共“一大”在黄浦江对岸召开的同时，陆家嘴的烟草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就在这些摩天高楼伫立的地方，奋起反击虐待工人的工头、争得了加薪的权利。这是中国崭新的工人运动初次的胜利！

第三集  黄浦江的风暴

上海成都北路897号，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在中文里，这个名字念起来有些拗口，它来自日语，意为“中国工会秘书处”，在二十世纪早期，日本传播而来的诸多进步思想影响了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们。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1921年8月，它成立的日子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仅仅相差不到一月，它的目标是在全中国建立各级工会组织。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到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职工福利、劳动保障等等。这些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权利，在那时却是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这里收藏有一份请愿书，呼吁北洋政府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带头署名的是一位共产党人、组织者邓中夏。将近一百年前，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一百年前的上海，已经开始加入早期全球化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沿着黄浦江和苏州河，工厂鳞次栉比，至今还有不少遗迹。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根据条约，日本获得特权，可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地港口向外贸开放，尤其是条约中的“任便”二字，即中国官方无权控制，不能添加任何条件，令中国人感到屈辱。

西方各国资本也蜂拥而来，因为欧美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从此，一个保护主义的时代彻底结束。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国税依赖于田赋、禁止民间兴办实业的天朝律令被彻底打破。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监管松散对于外商是巨大的诱惑。例如，日本国内已经通过了保护工人和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日本企业转移到中国，就能逃避这种监管。从理论上说，在中国，使用童工同样违法，但是，当时的中国，军阀当道，靠暴力和武装来维系统治，立法几乎等于空谈。

既然无法可依，那么无底线的剥削就比比皆是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主要的流通货币是银元，银元由银锭铸成。我身后的照片，几个码头工人正在外滩搬运银锭。于是，一些工厂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就开始施展一些惊人的诡计，当然，吃亏的都是工人们。
这种银元叫做“袁大头”，上面描有袁世凯的头像，他在清朝灭亡后窃取了大权执掌北洋政府。这种“小洋”是铜铸的，发工资的时候，工人拿到的往往是这种“小洋”也叫“铜钿”而不是银元，“铜钿”的价值，每天是跟着铜价涨跌的。发工资那天，1600个铜钿可以换一块大洋，过不了几天，则要1800个铜钿才能换一块大洋了。承担货币贬值损失的，是工人而不是老板。毫不奇怪，早期工人罢工，最主要的就是争取加薪的权利。

为了逐利，“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沪西工人文化宫，俗称“西宫”，是为了纪念一个早期工人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而修建的。二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不仅工资低廉，而且缺乏教育。共产党人认定，应该帮助他们自立自强，首先应该读书识字。在公共租界纺织厂聚集的小沙渡，共产党人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许多党内的著名领导人，建党早期都在此为工人上文化课。

就是这样一个纺织厂、日商内外棉7厂，一个事件标志着工人运动的转折，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日本大班枪杀了领导工人斗争的顾正红，他年仅二十岁。一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顾正红牺牲于12-24。一周后，爆发了更大规模针对外国列强的反抗。12-24下午，一百多位示威者遭到逮捕，于是群众要求释放。公共租界中的英国巡捕开枪，致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五卅惨案”点燃了全中国。工人、学生、普通市民，激愤的人们联合起来反抗外国势力，抗议软弱的军阀政府无法保护他们的权利。共产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从1924年不足千人一年后壮大到5万人。变革与革命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号，然而， 变革的希望一时受阻，在上海，更坏的局面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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