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低低，二十几个男孩，光着膀子，皮肤黝黑粗糙，黑一道白一道，脸蛋沾着灰，这些孩子根据基础不同，分成几组训练，汗如雨下，身上油亮。最小的二虎和壳壳只有六岁，跟着教练学基本功，翻跟头的姿势却格外标准。

刘甫的杂技团，日常训练的院子建在一片玉米地里。蓝色的遮阳棚下是日常训练的场地，旁边有几间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一间屋子里住着18个男孩，房间里混杂着潮湿发霉的气味。

刘甫是这些孩子的大家长，练杂技出身，从2013年开始收留十里八乡的孩子学杂技，年龄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不等，有的是孤儿，有的家庭贫困，有的父母离异，无一例外都是苦孩子出身，走投无路。这些孩子在这里学杂技，一分钱不要，只求管吃管住。

前段时间，四川成都一个拳击馆里的格斗孤儿广受舆论关注。如今，河南濮阳的杂技“孤”儿，又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到底过得怎么样？痛得呲牙咧嘴，为什么依然选择杂技？为什么没能在校园正常上学的，总是“他们”？

练功是自己的，谁也偷不走

来福今年10岁，家中兄弟七个，他排行老三。在这里训练的孩子，身上多少都练出了扎实的肌肉，连6岁的二虎，捏捏小腿肚都是硬邦邦的，但来福看着却依然单薄，四肢纤细的让人心疼。

他在一群孩子中格外扎眼，因为只有他穿着一条不合适的游泳短裤在训练。集合时，教练说穿泳裤不适合训练，他小声回答，“我没有裤子”。第二天，他换了一条裤子，借别人的。

训练项目之一，是让一个跟来福个头差不多的男孩，踩在他的肩膀上，绕着场地走四圈。他的表情很痛苦，隔着几米远都能看到小腿和身体在颤抖，真的疼，咬紧牙关才能扛过去。我问来福，疼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低着头，没有看我，定定地注视着前方，只说了三个字，“忍，坚持”。

前一天晚上在宿舍见到他时，他还有些发烧，蜷缩在床铺上，小脸儿通红。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五点起床，两个小时早功，两个小时上午日常训练，结束之后，才去村子附近的诊所打了针。秋意浓，他穿的还是短袖短裤，摸摸他的胳膊，冰凉。

这些孩子平时的文化课只有读背《弟子规》，他的书扉页歪歪扭扭地写着自己的名字，王来福。这是他在辍学前最后一天老师教他的，学前班的老师得知他没法继续上学后，提前教会他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觉得我不会写名字，直接走了，到时候长大也没用”。这三个字，是这个男孩现在唯一会写的字。难受，想哭，是彼时这个年幼的孩子内心所有的情绪。

来福对学校和读书的渴望，就像笼中鸟对飞翔的渴望，但在练杂技和上学之间，他仍然选择了练杂技——练杂技可以让他更快一点演出赚钱，分担父母的压力，养家糊口。10岁的孩子这么告诉我自己的选择，然而与其说这是他的选择，不如说这是家里摆在他面前的路。

跟这个男孩交流，能窥见他内心的敏感和早熟。“练了功是自己的，别人怎么偷也偷不走。”这句话是师傅告诉他的，像烙铁一样烙在他心里，他说他要坚持二十年，因为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他学会所有的杂技动作和节目，能够赚钱养活家人”。

这个周末，来福帮六岁的壳壳刷了鞋子，就像在家帮弟弟妹妹做饭一样。最近，他练功最大的动力，是中秋节可以回家团圆，但他并不知道中秋节是哪一天。我们聊天时无意间提到，“今年八月十五是10月4号，离现在还有一个月”，他立马记住了。

练杂技背后，是这样的家庭

在与这些孩子接触了三四天之后，我翻开了他们的档案册，厚厚一摞，白纸黑字和监护人红色的手印，记录了这些孩子背后，一个个走投无路的家庭。薄薄的纸上，充斥着“父母双亡”、“无人抚养”、“家境贫穷”。这些词语力透纸背，仿佛有千斤重。当你把孩子们生动的面庞与这些冰冷残酷的描述联系在一起，心里是说不出的苦涩。

“父死娘嫁，祖母年迈，无人抚养，孤儿”。小辉的贫困调查表里只写了14个字。此时脑海中闪回的，是他闲谈时腼腆的笑容，训练再苦再累他也一声不吭，只能从疼痛到扭曲的五官中得知，刚才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多疼。

小辉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离杂技团的场地两三公里。两年前，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辉被奶奶送到了刘甫面前，开始了少年杂技之路。此时，这个年逾六十的老人经历了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离世，两个儿媳离家改嫁，留下了大儿子的儿子小辉和二儿子的女儿希希。家中一贫如洗，只剩一个哭干了泪水的绝望老人，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小辉变得沉默内向，学校和同村的孩子都疏远他，毕竟在农村里，家里死了爸爸、叔叔和爷爷，会让别人觉得“晦气”。刘甫说刚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眼神有些呆滞，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他透不过气。

在杂技团里，不训练的时候，小辉经常去厨房帮忙剥蒜摘菜洗碗，虽然还是有些腼腆，但眼神明显比以前清亮许多，笑容也多了起来。

今年已经14岁的汉世跟小辉的情况差不多，父母离异，父亲十多年前外出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至今失联，母亲再婚后也几乎没看过他，由爷爷奶奶将他拉扯长大。为了生计，七十多岁的爷爷每天还要去镇上做重活，帮着搅拌水泥再搬运一段距离。一天七八十块钱，是这个家所有的希望。

汉世的奶奶这两年身体不好，腹部积水严重，多次去镇上的医院抽腹水，管子扎在身体里的时候她很绝望，因为她钱都让自己花了，那孙子呢？她说，她的命就靠着一天20块钱的药在活了，“我能多活一天，这个孩子就能享福一天”。

五年级之后，汉世的家里实在交不起学校每月160元钱的伙食费，不得不从学校辍学。之后的两年，他在理发店做过学徒工，帮蛋糕店打过杂。汉世说他做学徒时拿到的第一笔薪水，是200块钱。他给爱抽烟的爷爷买了两盒烟，给久未开荤的家里，割了一块猪脸肉。

四个月前，他来到这里练杂技。14岁的年龄早已不是练功的最佳时间，因为个子高，所以他是多人动作里的“底座”，下腰的时候别人踩在他的胯骨上，他疼得喊出了声，眉头拧成了一股绳，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杂技，是小辉和汉世的出路，也是这里其他孩子在此时的家庭境遇下，最现实的选择。

这里像个家，现在就像

杂技，等于吃苦。但凡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父母都不会轻易送来学杂技，因为这条路都是血和泪。

瑞瑞坐在地上跟我聊天时，卷起裤子，给我看他大腿上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疤，像蜈蚣一样趴在腿上，缝了13针，粉红色的伤口还是新的。今年三月份，瑞瑞在练功的时候不慎摔下来，导致大腿骨折，卧床休息了两个月。现在大腿依然打着钢板，一年之后才能取出来。但练功依然不能耽误。颇有难度的六人技巧造型里，他是被吊在最前面的孩子，面向观众，双手摊开，做出亮相的动作，脖子上青筋毕现。

十二三岁，正是男孩长身体的时候，练杂技非常消耗体力。训练结束，他们的伙食是一碗米汤，两个白馍，二十几个孩子围着两盘清炒的土豆丝。吃饭的时候，一个孩子笑着告诉我，馒头太凉了，我要用两只手把它焐热再吃，但摸摸他的小手，也是冰凉的。

这里的孩子们一周只有一次荤菜，更多的时候是今天这样的寡淡饭菜，厨房的卫生条件也让人担忧，几乎每一样食物上，都有飞过的苍蝇，但他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天色变暗，身体里仿佛装着小马达的二虎也跑累了，脱掉踩着泥和土的小脏鞋，坐在地上，六岁的孩子手还很小，笨拙地拿着大剪刀，开始剪脚趾甲，露出黑黑的指甲缝。

即便练功很苦，条件很差，但孩子们脸上满足的表情却骗不了人，因为相比糟糕的家庭境遇，这里更让他们感觉温暖。

瑞瑞受伤的那段时间，照顾他的人是师父和杂技团里其他的孩子，他很骄傲地告诉我，这里像个家，现在就像，每个人都是家人。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跟另一个同学坐在床上吃面条，嘴角蘸着饭渍，互相打闹开着玩笑，笑容是发自心底的开心。

但十二三岁终究是一个应该坐在教室学习的年纪。杂技团里的文化课仅仅是学习《弟子规》，这里的孩子基础比同龄孩子差太多，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写字也不会认字。

汉世是小学六年级辍学的，相比其他孩子来说已经算不错，但他依然羡慕那些可以正常升学读书的同学，“有时候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会出题，我不会，他们就说我没文化”。这样的言语，对一个十四五岁，家境贫寒的孩子来说，多少会耿耿于怀。

“我这两天一直跟附近小学的校长沟通，希望能给孩子们开一个特色班，让他们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来练杂技。”九月开学季已到，这些孩子能坐回教室里上课吗？

与杂技团的孩子们相处，会被他们的赤诚打动，每天拍摄结束，总有三五个孩子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你们明天还来吗”，“不要走了留在这里吧”。离别之日，和孩子们合照留念，看着他们在门口送别我们，拉着我们的衣角说，我们不想让你走。车开动，一些孩子甚至跑过来扒着车窗，今次一别，后会不知何时。

我蹲过监狱，我就不能把孩子教好吗？

河南濮阳，是全国闻名的杂技之乡。刘甫从13岁开始学杂技，演出赚钱，收徒教弟子，拜把子的兄弟有几十个。在没出事之前，他是一个民间艺术团的老板，在濮阳及周边小有名气。他的前半生有得意忘形，有肆意妄为。

刘甫形容自己没什么文化，是个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粗人。早些年，凭着多年演出的积蓄和妻子在县城开的养生店，刘甫就拥有了一套110多平米的房子，和一辆大众SUV，生活水平在当地算是中上等。

2011年，他因酒后强奸罪，被判入狱3年6个月，之后提前9个月获释。

“我坐过牢，犯过错”，即便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也没有避讳这段过往。刘甫说，教孩子本领，是他另一种方式的赎罪。在监狱服刑期间，刘甫认识了不少因偷盗、打架入狱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经历相似，孤儿、父母离异、自幼无人看管、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一念之差走向犯罪道路。也正是从那时起，刘甫萌生了公益教杂技的想法。杂技学校里能多个学生，以后监狱里或许就能少个罪犯——刘甫是这样告诉我的。

最初，他收的学生只有七八个，渐渐的，周围村镇知道刘甫能免费教孩子杂技，吃住不收钱，更多的孩子被送了过来。

刘甫告诉我，杂技团每个月开支一万多元钱，除去吃住，孩子们的教练、生活老师都需要发工资。刘甫说他难熬的时候也会觉得扛不下去，他说他有一次想买瓶水，一掏口袋连一块钱都没有，他问自己何必这样呢？“以前咱自己去演出，拿钱装兜就完了”。

但网络上对他的质疑却一直没停过。你一个蹲过监狱的人能教好孩子吗？你是不是想用孩子来赚钱？你不是作秀的？你自己生活条件不错，孩子们为什么吃这么差住那么破？刘甫对我摆摆手说，这些话听得太多了，我凭良心做好事儿，难道这犯法吗？孩子们来学杂技都是为了有一技之长，以后能够赚钱养家，至于之后能不能跟他的团队演出，“这谁能控制得了，别说别人的孩子了，就算自己亲儿子你不发工资也不愿意跟你做啊”。

如今，刘甫即将迈入四十不惑，身形有些中年发福，他的膝盖和脚都缠着厚厚的纱布，前段时间他在骑电动车给孩子们送材料时，被逆行的车撞伤。住院的那段时间，十几个孩子用口袋里的几毛钱凑成了几块钱，买了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去医院看师父。

“我跟我媳妇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都不稀罕，都没有这个红薯激动”，说到这个细节，刘甫的眼角闪着泪光，“年龄最小的二虎听别人说咱师傅碰了，一屁股坐地上就哭开了”。

是非且不论，师徒之间，牵绊已深。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赖瑗 李维潇 实习编辑：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