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赵春华案二审庭前会议在天津市一中院召开。代理律师徐昕透露，这起备受关注的天津气球射击摊大妈案，可能会于近期二审开庭。

这是徐昕公益援助代理的第二起“涉枪”案。12-25晚，经营了两个月气球射击摊的51岁赵春华，连同另外12名“同行”被警方带走。12-25，天津河北区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率先判决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法院认定赵春华持有枪支的标准，乃2007年公安部制定的《枪支致伤力法庭科学鉴定判据》（下称《判据》）。它首次确立了“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据为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鉴定标准。

21岁的四川少年刘大蔚，也栽在这一标准上。2014年7月，刘大蔚通过QQ向台湾卖家网购24支仿真枪，其中20支被鉴定为真枪。12-25，福建泉州市中院以“走私武器罪”判刘大蔚无期徒刑；同年8月，二审维持原判。

此案在徐昕介入申诉一年多后才于去年12-25迎来转机：福建省高院决定择日公开开庭，再审刘大蔚走私武器案。

然而，刘案自此没了下文。徐昕推断，它极可能受到赵春华案的影响，福建省高院在观望结果。

就在刘案等待再审以及赵案上诉的关键时期，媒体亦披露了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多起仿真枪或玩具枪事件——12-25，河南新县法院被网友曝光拍卖与赵春华涉案枪支相同的“仿真枪”；12-25，湖南株洲一男子因网购玩具枪给孩子当玩具，当地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提起公诉……这些案件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时，引发了一场有关公安部枪支认定标准和量刑的反思性探讨，甚至“体制内”人员亦参与其中。

“刘大蔚案、赵春华案倘若获得圆满解决，有助于枪支认定标准提高到科学合理的水平，个案推动法治。”徐昕希望每年数千“假枪真罪”案件不再出现。

射击摊“罪责”

12-25晚，“天津之眼”的摩天轮下，冷冷清清。

赵春华等人的气球射击摊就在“天津之眼”不远处。媒体报道后，此处已不再允许摆摊。

这不仅是因为小雨后的湿冷天气，原在天津“最繁华”地段——大悲院码头亲水平台摆摊的二三十名小贩无一人出现，城管综合执法大队车辆就停在码头不远处的路边。

“有个大妈摆摊打气球，打气球的枪被鉴定为真枪，判了3年半。”一位年轻人边走边向女伴讲述发生在“天津之眼”下的赵春华案。

事实上，12-25晚，共有13名射击摊摊主被天津市河北区警方带至附近的鸿顺里派出所，包括赵春华、赵辉、王行权、张艳清、白广坤。

“五六个便衣（警察）站在我们摊位前，捂住抢不让动，然后来了一批穿警服的警察，把人带走了。”天津人赵桐华说。当晚，他正在帮儿子赵辉照看气球射击摊位。

“警察说没什么事，录个笔录就回来了。”赵桐华回忆，他和妻子在派出所等到凌晨两点，然后见到儿子被押上车，警方告知赵辉被拘留。

被查的气球射击摊大都挨在一起，规则是20元打18发“子弹”，打中的气球越多，拿到的玩具娃娃个头越大。

“我们都是九点半以后，等（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下班后再出摊。”赵桐华呜咽着说，自“天津之眼”建成，亲水平台就成了小贩聚集地，迄今七八年没人告诉他们不能打气球。

今年27岁的赵辉，白天与女友经营鞋店，晚上则摆气球射击摊，如此每月可以多赚一二千元。他摆摊的时间短于赵春华，只有一个月。

赵辉被认定持枪3支。令赵桐华担心的是，如果儿子被判刑，其女友很难坚持等到他出狱。

白庆方认为儿子白广森被抓“太冤”。30岁的白广森来自黑龙江，在“天津之眼”摆了七八年的套圈摊，去年5月才转做射击摊。

“我自始至终认为这是玩具枪，都是塑料的。”白庆方为儿子请了律师，得知认定了2支“真枪”。令他不平的是，12-25晚被抓13人，其中8人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者亲口所言，他们被认定的枪支数为4支或5支。

听闻赵春华被认定6支真枪判刑3年半后，白庆方担心白广森逃不过至少一年的刑期。他不敢去公安局或检察院打听消息，但决定若儿子被判刑一定上诉。

张艳清和王行权也是黑龙江人，被抓前租住在一所废弃的养老院。月租金300元的房间里，塑料纸糊住了没有玻璃的窗户，更大的一张塑料纸遮住屋顶漏雨处。张艳清60岁的老父张祥去年摔碎了髌骨，至今走路一瘸一拐，每天靠两片廉价止痛药缓解疼痛。张艳清被抓后，依靠儿子赡养的张祥顿失生活来源。一个多月前，他才在赵桐华介绍下得到一份月工资1800元的小区保洁员工作，其中1000元是给看守所里儿子的生活费。

张祥没钱请律师。“以前他养我，现在又是我养他了。”张祥说。

赵春华被捕后，女儿王艳玲频繁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12-25徐昕帮助赵春华递交上诉状后，她不想再“抛头露面”。赵桐华透露，王艳玲受到多方压力，城管不让其他人再去亲水平台摆摊，有人因此怪罪赵春华的上诉。

13名摊贩中，王行权被认定的真枪最多，有7支，其妻王凤霞因此忧心忡忡。12-25这天，她婉拒了3拨前来采访的媒体。“有陌生男的找到我单位去，问我到底想怎样。”她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到丈夫。

张祥展示儿子张艳清摆摊使用的工具——电动三轮车上安装的三块木板

仿真枪少年

“天津老太被判刑，对（刘）大蔚的案子改判量刑很不利。”得知赵春华被判刑，刘大蔚之母胡国继担忧地在微信上发出这段话。

无论“假枪真罪研讨会”还是“玩具蒙冤之家”，胡国继格外关注这两个微信群的所有信息。自去年福建省高院以“量刑明显不当”为由决定再审刘大蔚案后，她再没有像现在这般担心过。

刘大蔚是枪迷。2014年7月，他用打工挣来的30540元向一台湾卖家网购了24支仿真枪。父亲刘行中虽然反对，但最终被刘大蔚说服。

当年8月，刘大蔚返家准备应征入伍，摸摸真枪。然而，网购的仿真枪甫一入境便被福建石狮海关缉私分局查获，9月底刘大蔚因涉嫌走私武器罪被批捕。此时距广东省高院做出“仿真枪第一案”重审裁定仅3个月。

刘大蔚被认定走私的枪支

“仿真枪第一案”的受害者为广州小贩王国其。2009年，他因在广州售卖仿真枪，被控“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一审被判10年。2016年1月，王国其被改判无罪，同年10月拿到43万元国家赔偿。王国其案历时7年，助其“死磕”者为律师周玉忠。

刘行中夫妇辗转找到周玉忠代理刘大蔚案。然而，因刘大蔚所购24支仿真枪中20支被鉴定为真枪，2015年5月，泉州市中院一审仍以走私武器罪判其无期徒刑。同年12-25，福建省高院二审未开庭便维持原判。

“用这个仿真枪处置我，如果打死我，我就承认这是枪，如果打不死我请把我无罪释放！”刘大蔚这一经典自辩词，常常出现在胡国继加入的微信群里，而今又有人将此话嫁接到赵春华身上。

为给一度轻生的刘大蔚打气，胡国继夫妇先是搬到泉州看守所附近，边打工边“陪”孩子；刘大蔚被送往漳州监狱服刑后，又迁至距漳州监狱一小时车程的宁德。除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月他们都要亲自看一次儿子。

申诉和打官司需要用钱。胡国继一天打两份工：早上6点到下午2点是医院手术室的清洁工，下班后再去一家饭店洗碗至晚上11点左右，两份工作每天收入160元。刘行中在建筑工地做泥瓦工，一天工作10小时挣280元。

“刚开始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睡不着。”申诉中的刘行中经常整宿无眠，第二天继续工作，有次差点摔下脚手架。胡国继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坚持了几个月，去年底才到刘行中所在工地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

刘大蔚父母租住在宁德一间简陋的毛坯房里，每月都去漳州监狱看望刘大蔚

2015年9月底，胡国继夫妇找到了徐昕。自认对所接案件非常挑剔的徐昕，当即答应为他们代理申诉。在徐昕看来，刘大蔚案的典型性，足以囊括因仿真枪获罪的所有案件，如能改判无罪，或可推动法治。

刘大蔚案申诉一年之后，12-25，福建省高院认为“原审对刘大蔚判处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决定再审。

“决定再审后，我和福建高院一直有良好的沟通，改判是没问题，但我们是要做无罪辩护。”徐昕说。

徐昕的辩护思路并未局限于枪支认定标准——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在他看来，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涉案枪形物系刘大蔚网购，才是现行法治条件下关键的细节。

徐昕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他通过阅卷发现了一些疑点：扣押清单、购物清单涉嫌造假，购物清单、查扣物品与刘大蔚选购的仿真枪出入较大，收货人及地址与刘大蔚登记的不一致，鉴定结果也有造假的嫌疑。

徐昕据此向福建省高院提出申请，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涉案枪支重新鉴定。

狱中的刘大蔚也信心十足。他主动学习法律，还按照自己的辩护思路写了10页纸的信，阐明最重要的是证据而非枪支认定标准，与徐昕的辩护思路一致。

启动再审后徐昕一直试图保持与福建省高院的“良好沟通”，催促尽早开庭。福建省高院“短时间内启动再审”的积极表态，也一度让胡国继夫妇产生刘大蔚今年便可回家过年的错觉。

徐昕原本预估刘大蔚案将在2016年12月再审开庭，最终没有实现。同月27日，赵春华在天津被判刑3年6个月。

“福建高院可能是等赵春华案舆情平静以后，以及未来有比较明朗的方向性东西后再开庭。”徐昕明白福建省高院的谨慎，然而刘大蔚已失去自由两年半，对其本人和家属而言，这样的等待益发增添对前途未卜的担忧。

刘大蔚经常用书信与父母和律师交流

抱团取暖的“玩具蒙冤者”

“玩具蒙冤之家”一直关注着刘大蔚案与赵春华案的进展。这个有100多人的微信群，除了部分媒体记者和律师，大部分群友是因“枪”涉罪的当事人或家属。

在群友们看来，被指控的涉案“枪支”只是玩具，判刑意味着当事人蒙受冤屈。他们经常讨论包括自身在内的一些“玩具枪”案例，还特别留意冤案的平反，希望涉枪案也得到公正的司法判决。王国其案的无罪改判并拿到国家赔偿、刘大蔚案决定再审，都在群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赵春华案，群友普遍认为判刑过重。事实上，2016年12月初王艳玲发出有关赵春华的消息时，群友中就有些不乐观的预测。果不其然，12-25赵春华被判三年半的实刑。“法官严格按枪支数量来判，丝毫没有考虑到涉案所谓枪支的特殊性。”褚岩看上去经验丰富。

“玩具蒙冤之家”微信群本能地格外关注公检法自身的涉“枪”事件。12-25，群友李东学发现，河南信阳市新县法院在司法拍卖网上放了与赵春华涉案枪支相同的“模型枪”。此事引起舆论关注后，新县法院很快将“模型枪”下架，并表示“只鉴定了价格”。

“恶法，谁都是受害者！”阿袁的语气很重。褚岩也认为：“这其实正好说明枪支鉴定标准太坑了，连法官都可能吃瘪。”

在群友们眼里，正是2007年出台的《判据》，导致了大量没有主观故意的枪迷或小贩，成为新枪支鉴定标准的直接受害者。公安部官网12-25发布的数据亦显示，2011年至2015年中国共破获非法制造贩卖气枪、仿真枪等各类枪支案件9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万余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曾在《枪支认定标准剧变的刑法分析》一文中做过统计，2007年《判据》出台前后，以枪支犯罪论处的案件总数出现重大变化，由254 件增长到721 件（案件审结时间跨度为12-25至12-25）。

“出现了大量被告人坚称行为对象是‘玩具枪’，但因为被鉴定达到了新的认定标准而被以有关枪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陈志军在研究中指出。

“玩具蒙冤之家”的大部分群友属于此类。他们尤其愤慨的是网购火柴枪也被起诉甚至判刑。12-25，湖南一男子给孩子网购火柴枪当玩具而被起诉的新闻在群里传开，当地检察院很快回应将重新鉴定。这被群友们看做是好事，说明检察院“不愿背这个黑锅”。

群友李磊则没那么幸运，他刚于12-25收到二审裁定，维持判刑5个月、缓刑5个月的一审裁定。导致他获罪的也是一把从淘宝上网购的火柴枪。他决定继续上诉，计划同时起诉淘宝以及淘宝上销售火柴枪的卖家。

早在2016年9月，群友阿袁就建议群友联合起诉马云公开销售枪支，并行政诉讼公安部不作为致使枪支泛滥。在他看来，只抓买家，不管交易平台和厂家，是一种“选择性执法”。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李林和重庆开县检察院检察员张一薇，在分析某县检察院数据时发现了涉枪案发率上升的另一重要原因。该县数据显示，非法持有枪支发案率由2008年占全年公诉案件不足1%陡然上升至2009年、2010年的20%以上。他们认为，非法持有枪支不是易发犯罪，发案率超过正常阈值表明公安机关在考核压力下，采取了非正常手段打击犯罪。

摆射击摊的赵春华，正是撞在了天津公安“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的节点上。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消息显示，为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当年6月至年底，天津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治枪患”专项行动。

“大妈摆气球摊，没有得罪谁，但为什么跟大妈过不去？因为公安可以完成办案指标，而且办这种案子没有任何风险；真正抓盗匪是有风险的，抓诈骗是困难的。”12-25晚，在中国政法大学专就赵春华案举办的“玩具为何忽成枪？——刑事司法中的客观归罪与对策”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2-25晚，“玩具为何忽成枪？——刑事司法中的客观归罪与对策”论坛现场

标准争议

刘大蔚和赵春华的刑事裁定，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枪支的严控状态，涉枪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类别之一。

气枪被正式列入枪支管制范围，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枪支管理法》。对包括“玩具蒙冤之家”微信群友在内的众多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其实并不反对严控枪支，但枪支认定标准骤降导致受害者剧增，的确始料未及。在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断上，公安部从最初通过“射击干燥松木板法”鉴定的枪支临界值16焦耳／平方厘米，改为2007年《判据》中的“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即降至原标准的近十分之一。徐昕指出，倘若按照此标准，任何硬物如手机、钢笔等都可造成同等致伤力，其不合理之处可见一斑。

赵春华案一审宣判后，2007年《判据》主要编写者、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季峻，再次被推上舆论浪尖。12-25，季峻“以不在南京”为由拒绝了看看新闻Knews记者的采访。但该所痕迹检验鉴定实验室主任明小刚解释，2007年之所以采用“枪口比动能”法，缘于松木板没有量化标准，不同实验室得出的鉴定结果不一样。当年，季峻因率先制定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临界值，从而使枪支鉴定有精确标准可依，还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明小刚坦承，1.8焦耳／平方厘米这一数据，是用钢珠气枪对11头猪眼睛试验的结果。他说，他们遇见过枪支致伤眼睛的案例，所以在制定标准时考虑以暴露在外最脆弱的眼睛为试验标准。在明小刚的印象中，当年，这一标准出台后，旋即遭到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质疑。季峻曾被要求出庭解释鉴定结论，还有动物保护组织对“猪眼睛试验”表示抗议。

明小刚否认2007《判据》出台与奥运会有关，但承认有严控枪支这一背景。

在徐昕等学者看来，关于涉枪案与枪支认定标准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10年。这一年，公安部下发“公通字[2010]67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进行修订，正式引入了《判据》的鉴定标准，首次明确“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枪支认定标准的异变

王国其案之所以被称为“仿真枪第一案”，与公安部这一文件直接相关。2010年12月，广州市中院二审正是根据涉案枪支重新鉴定的结果，维持了王国其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徐昕质疑公安部枪支认定标准的合法性。他指出，2007年制定的《判据》只是行业推荐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同样，2010年对枪支认定标准进行明确的公通字[2010]67号文件，“只是一个红头文件，而非行政法规。”

在周玉忠眼里，鉴定枪支的单位也不具备鉴定资质。他指出，即使是牵头制定《判据》的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技研究所，只有痕迹检验室的资质，并无测定枪口比动能的权限。

周玉忠与《判据》“死磕”了多年。2014年11月，历经七年的王国其案以检察院撤诉而告终。周玉忠随后前往公安部投诉广东省公安厅刑事技术鉴定中心，要求取消该鉴定中心的资格并处罚，理由是该中心根据并非法律的《判据》出具的枪支鉴定，属于违法行为，从而导致王国其案错误判决的严重后果。

不过公安部并未作出回应，周玉忠旋即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安部履行职责。但直至北京市高院，周玉忠的行政诉讼提请也未获立案。

去年，周玉忠还向南京市公安局、江苏省与南京市纪委，以及省司法厅投诉季峻，指出季峻主导制定的标准与此前其论文探讨的10、20、30焦耳／平方厘米致伤力标准自相矛盾，要求吊销其司法鉴定人资格。季峻后来电复周玉忠，称量刑与他无关，枪支认定标准问题要找公安部解决。

12-25在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赵鹏指出，对于具有规范效力的文件，中国制定此类标准的正当程序极其薄弱：在标准制定前往往不会充分听取公众或受影响群体的意见，不需要实质性的证据支持，行政部门也不需要向公众解释其选择的理由。

现状是，“标准”制定后，即使受影响者有异议，也无法通过正式法律程序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程序评价其合理性。

无罪辩护

就像无法改变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一样，“玩具蒙冤之家”的群友们，也无法理解自己或家属获刑时间长短的依据。

有媒体也梳理了全国23起气球射击摆摊案，发现有17个案件被告人被判缓刑，3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管制，只有3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气枪、仿真枪案量刑标准同样无章可循。看看新闻Knews记者搜集了9起判例，其中：常勇持枪12支，是赵春华的1倍且卖了3支枪，但只比赵春华多判2个月；孟庆武持枪7支，比常勇少5支且无买卖，反而多判2个月；宋世平持枪4支，比赵春华少2支，被判1年缓刑2年；李磊仅持枪1支，被判5个月缓刑5个月；吕洪武则是最幸运的，持枪2支却被免于刑事处罚。

刘大蔚和达明磊都以涉嫌走私枪支论罪，皆被判无期徒刑；而两案获得再审的理由，都是原审量刑不当。

刘大蔚案的再审决定书

从无期徒刑到免于刑事处罚，虽然具体个案不同、量刑不一，但像王国其这样的无罪结果凤毛麟角。

“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刹车就很困难。”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阮齐林教授认为，检察院和法院对公安部枪支认定标准的默许认可，因为缺乏程序上的灵活合理的司法担当，难免出现类似赵春华案的有罪判决。

但对刘大蔚和赵春华两案，徐昕仍坚持做无罪辩护。他说，刘大蔚案中找到了“暂不可透露的”关键性证据，赵春华的三年半有期徒刑有悖常识、常情和常理。

从技术角度出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也赞同无罪结论。“有罪缓刑都不可接受，”劳东燕指出，枪支本身具有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可能性，才可能解释为枪支，但赵春华被认定的枪支不具有那么大杀伤力，且其缺乏主观故意，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也没有认识。

不过，刘大蔚案和赵春华案的前景并不明朗。12-25，天津市一中院不同意取保候审赵春华。徐昕随后又申请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对赵春华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12-25上午在天津一中院召开庭前会议时，法官也未对取保候审和案件表态。

事实上，就赵春华案判决是否得当的争执，已在法官群体蔓延。微信公众号“法官那些事”发文辩称，“即使认为《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属于不适当规章，也应依法进行”，甚至认为此案有舆论审判之嫌。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基层工作处处长黄予却在《从大妈摆射击摊被判刑案谈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文中如是写道：“‘不知者不为罪’是一句朴素的法谚，它准确地道出了普通民众对于统治自己的法律的期待。刑法，应当是保守而谦抑的，动辄出入人罪，无益于社会的进步，亦无益于法治的将来。”浙江省高院法官虞伟华更是立场鲜明——致伤力极低的仿真枪、气枪铅弹不应成为走私武器、弹药罪的犯罪对象。

12-25，王艳玲在“玩具蒙冤之家”微信群里通报了母亲赵春华案的最新情况：央视新闻报道了此案。群友视为一个好消息。但眼看除夕转瞬即至，王艳玲已不再奢望母亲能与她团聚，一起过春节。

刘行中又没能拿到拖欠了近两年的工钱。更让他失望的是，儿子出来过年的希望也要落空。他和妻子不打算回四川老家过年，尽管一个月只能见一次面，他们还是要在宁德“陪着”关在漳州监狱的刘大蔚。

（文中李磊、李东学为化名）

（编辑：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