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为防控和打击经济类犯罪，上海市公安局成立经济犯罪侦查总队。 20年来，这个年轻的警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上海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其中，海外追逃是经侦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公安部自2014年启动“猎狐”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那么在“上海猎手”与潜逃海外的“狐狸”之间，进行着怎样激烈、紧张的交锋呢？

12-26，潜逃至柬埔寨、菲律宾的永利宝、火理财平台的六名主犯悉数落网。两个月前，“永利宝”、“火理财”两款理财产品因资金链断裂而爆盘。警方调查后发现，两个平台自2013年7月份开始，就虚构项目、大量吸收社会不特定人员的资金。

截止案发，两个平台涉案金额100余亿元，涉及未兑付金额约16亿元，未兑付投资人约2.1万人。然而此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均已集体出逃。线索显示，1号2号两名主犯已逃往菲律宾安吉拉斯市。专案组立即派遣侦查员，前往当地。

民警高杰介绍说：“当地的移民局和当地的警方配合也相当给力，带领我们逐街逐巷进行排查。最终我们在一家酒店查看发现，这个主犯余某和张某，利用了威尼斯和圣吉兹的境外护照，入住了这家酒店。”

在抓捕过程中，警方又发现了他们的同住人李某，也是永利保的员工，在事发时负责帮他们安排出逃后路，因此一并带回。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也根据线索前往柬埔寨，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顺利抓捕了另外三名主犯。

高杰说：“海外行动抓捕的意义反映出我们在公安部的领导下，对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对非法集资的这个犯罪行为，重拳出击。”

2014年7月，公安部以“猎狐”为代号，开展追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如今，“猎狐行动”已成为党和国家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代名词。然而，国际追逃、追赃并非易事，因为在每一条狐狸落网的背后，还需要克服不同国家间法律制度的差异。

12-26，在迪拜机场，阿联酋警方将阚某移交给我国公安部工作组。这是中阿引渡条约自2004年生效后，近13年来我国首次从阿联酋成功引渡逃犯。

2008年，时年51岁的阚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普陀警方上网追逃。7年后，上海经侦锁定了阚某的潜逃地在阿联酋，随即通过公安部向阿联酋方面发送了协查请求。不过，追捕并非想象中顺利。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六支队政委陈振峰说：“要发布红通，他们才同意协助我们缉捕，就是国际刑警组织他也有相关的规定，一旦某国确定了某个红通对象的下落，就应该在法律的权限范围内，立即将此人的下落通报给请求国。”

2016年1月，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报。当月，阚某被缉捕归案。同年2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向阿联酋提出引渡请求。经过努力，一年后，阿联酋最终同意引渡阚某。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张伟认为这次行动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中阿执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2014年至今，“猎狐”五年来，上海经侦先后向2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53个缉捕小组，累计从44个国家和地区追回488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名。其实其中的大部分，在逃往海外期间，日子过得并不潇洒。2014年，蒋某因经济诈骗东窗事发，只来得及携带三万多欧元便潜逃出境。没有可以公开的身份、又无法正常工作，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蒋某苟且偷生。

蒋某说：“除了必须的我基本上已经不出门了，这你说跟坐牢有什么太大区别。”

畏罪的心理压力、难以为继的生活，以及对亲人的思念和愧疚让蒋某决定自首。最终，上海警方成功将蒋某劝返回国。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五支队民警王峰说：“实际上从最后抓回来这种高管也好，高级知识犯罪的也好，实际上他们在那边过得是相当痛苦。”

本月起，“猎狐”行动将进入第六个年头，虽然目前境外缉捕还存在着国与国之间司法体制的差异，以及中国警方在海外没有执法权等困难，但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间打击违法犯罪的合作必将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副总队长姚文海说：“作为我们警方来说，职责所在，除恶务尽，无论海角天涯，我们是有逃必追的。”

经济发展的高地往往也是经济犯罪流入的洼地，过去20年，上海经侦风雨兼程，守护着上海这座经济、金融中心的市场经济秩序安全。在海外猎狐方面，从原来的追赃追逃的合作，逐步地深化了国际间的执法合作，在控赃、控逃，甚至是对跨国连锁的、整链条、甚至是集中行动的打击，都取得一定的规模效应。让境外在逃犯罪嫌疑人知道海外不是法外之地；让反腐高压伴随着大国外交走向世界，这是上海经侦的国家担当！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君芳 戴晶磊 实习编辑：陆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