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多伦路近四川北路口（多伦路250号）有一幢通体全白的伊斯兰风格建筑，人们一般都称它为“孔公馆”，据说以前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员、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私宅，久而久之口口相传，大家也就基本默认了这种说法。笔者对于这种说法疑惑了好多时间，旧时孔祥熙在沪产业众多虽已是不争的事实，比较典型的如永嘉路383号，但如果结合近现代史就能发现这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1、此宅建于1924年，而孔祥熙的真正发迹应该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笔者曾经读过由谭光所写《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按照文中所述孔祥熙当年曾对作者亲口讲述的说法“（孔祥熙）在1934年对我说，他的上海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住宅当时价值六十万元，是由1915年一万六千两银两翻起来的。1915年在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买进德侨一所住宅，1917年卖出，得价三万多两，再买福开森路（现武康路）黄克强（黄兴）住宅，卖出时得价六万五千两，又买进西爱咸斯路住宅，近二十年增值三十倍…”，一个在20年代尚且需要通过出售老房才能购置新房的人怎么可能在同时或更早在另一处新建豪宅呢？2、孔祥熙自己是基督徒，似乎出于个人宗教习惯不太会兴建这种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3、这幢建筑的斜对面当年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都曾在这里开打，如果我们推测此宅是孔祥熙30年代购入的话，那精明的孔祥熙绝不会把自己的私宅放在这种“多事之地”的。由此3点笔者认为此宅与孔祥熙的缘分只可能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这两三年的时间内，而在这之前仍有大段故事可寻。

多伦路250号花园住宅

黄兴福开森路（现武康路）旧宅旧照

孔祥熙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约在数年前当笔者拜读到一篇由著名老上海掌故学者薛理勇老师执笔“有关于沪上西班牙风格建筑”的文章后一切有关多伦路250号的谜团就此解开，此宅最初的主人原来就是旧上海时闻名遐迩的“电影大王”—西班牙人雷玛斯。

雷玛斯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有关建筑风格的问题，说到这里有读者可能会问，那西班牙人怎么会造出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呢？实则如果查阅西班牙历史就会发现，西班牙在历史上曾被有伊斯兰文化背景得摩尔人占领数个世纪之久，因此伊斯兰文化的元素有时也会在西班牙风格的建筑中乍现。

西班牙人雷玛斯来沪之前据说身处菲律宾，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为争夺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等地的权益，双方爆发了“美西战争”，战争结果之一，西班牙人被迫退出菲律宾，雷玛斯辗转来到上海，时正值电影在全世界兴起，当初来乍到并略带些许“落魄”的雷玛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兴产业”极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限商机后他果断投身其中，从此雷老板的“电影事业”便开始轰轰烈烈地运转起来，他于1908年在现虹口区乍浦路与海宁路的东南转角口搭建起“铅皮房子”（也又说法称其为“铁皮房子”）以作为临时播放电影的场地后，又先后在沪建造了维多利亚、万国、夏令配克、恩派亚、卡德等多家影院，由此成为当时上海闻名一时的“电影大王”。

新中央大戏院（原“维多利亚影戏院”）

恩派亚大戏院（即后来的“嵩山电影院”）

夏令配克影戏院（30年代末在原址上重建“大华大戏院”，50年代初改名“新华电影院”）

说到这里顺便与大家一起分享与探讨两个有关近代上海电影史的问题。

1、有关电影在上海的开端以往一般多认为是在1896年时开启于当时上海的徐园“又一村”，近些年随着该领域内研究的深入，有部分学者发现当年在徐园上映的极有可能只是“幻灯片“，而真正意义上在上海首次播放电影的记录是发生在1897年5月时的礼查饭店内，如据黄德泉所著《电影初到上海考》一文中所述”在1897年五月份，电影首先在上海礼查饭店放映，随后又相继在张园的安凯第、天华茶园、奇园和同庆茶园等多处上映“。

20世纪初重建后的礼查饭店（即后来的“浦江饭店”）

张园安凯第

2、上文中所提到的由雷玛斯在现乍浦路海宁路东南角位置所搭建的“铅皮房子”是否就是我们在许多同类文章中所看到的被称为上海乃至于中国第一家正规电影院的“虹口大戏院”？对此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查当时《申报》等多份材料后发现雷玛斯所出资搭建的这个“铅皮房子”只是一处供播放电影的临时场所并且没有影院名字，至于数年后在同址上建造的“东京活动影戏园”（即后来的“虹口大戏院”）也并非雷玛斯出资建造，在上面这些考证的影响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上海第一家正规电影院”应属同为雷玛斯投资建造的“维多利亚外国戏院（影戏院）”的这一观点。

虹口大戏院旧影

雷玛斯取得成功后也与其他成功人士一样开始兴建属于自己的豪宅。大约在1916年时，雷玛斯的第一处可查证的私宅在现南京西路702号的地块（夏令配克影戏院旁边）上被兴建起来，该住宅总体风格与上文中已提到的多伦路250号极其相似，故而也可称他们为“姊妹楼”，它们的设计者是同为西班牙人的Yrron Lafuete（夏令配克影戏院与礼查饭店饭店内的宴会厅亦为此人设计），一年后雷玛斯将此栋私宅转卖给了一家美国汽车销售公司—飞星公司（其中原因不得而知）。雷玛斯的另一栋私宅即是现多伦路250号，这是一处有着浓厚伊斯兰风格的华美建筑，无论是建筑外立面的马蹄形联拱木窗、各式窗柱和马赛克贴面，还是建筑内部的各色锦砖、雕文刻镂及彩色玻璃、每一处细节都无不体现出设计者对于这处建筑的精雕细琢与精益求精，随着这幢建筑的建成，雷玛斯也就此拥有了能与当时上海任何一位富豪相媲美的私家豪宅。

南京西路702号

南京西路702号旧照

多伦路250号外立面（一）

多伦路250号外立面（二）

多伦路250号外立面（三）

多伦路250号外立面（四）

多伦路250号内景（一）

多伦路250号内景（二）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在此宅建成的数年后，雷玛斯竟莫名其妙的离沪回国了（具体离沪时间有1926与1931年两种说法），此中原因笔者有如下推测：1、雷玛斯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2、20年代中期随着“五卅运动”后华人在租界内地位的提升及华人群体在电影界中的纷纷崛起，雷玛斯面对着“群雄纷争时代”的到来选择见好就收；3、20年代中期日本已开始在此宅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军，精明的雷老板可能已预料到这一带未来战争的阴云，毅然选择离开；4、也不能排除1922年11月雷玛斯的经理古藤倍被暗杀对雷造成的负面影响......总之雷玛斯最晚于30年代初期时就在沪上忽然彻底的人间蒸发了，以至于许多老房子资深爱好者在路过这栋豪宅时甚至不知道它最先的主人是谁。

在了解了这段故事后，位于此宅隔壁四川北路上的拉摩斯公寓（现北川公寓）同样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拉摩斯”和“雷玛斯”，多么相近的名字，这栋公寓最初的业主是否也是这位曾经的电影大王呢？后来笔者在一位电影资深爱好者提醒的《申报》史料中找到了答案，该则《申报》新闻中报导“大美晚报云，西班牙人拉摩在沪经营剧场岁二十年，现回西京马德里故里…其经营之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亚、中国、卡德、中山六大影戏院、业于昨日出盘与华商资本团，又其北川路之西式公寓，亦一并出售，共计八十万两云…”，显然这段报导中所述的西式公寓应该就是“拉摩斯公寓”，另外我们从这篇报导的时间（12-25）也可以推测出雷玛斯离沪的大致时间段。

北川公寓（原拉摩斯公寓）外立面

北川公寓（原拉摩斯公寓）内部楼梯

多伦路250号的故事并没有因为雷玛斯的离开而结束，从30年代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成为了这栋豪宅新的主人（据1937年《字林西报行号录》记载当时此宅的住户为：Japanese Naval Landing Party，另据说在此期间里面还办过日侨幼儿园）。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提到虹口这一带当时曾为“日租界”的概念，这也就是因多伦路250号所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近代上海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日租界“？在此笔者正巧借此文对所谓“日租界”的说法做一个澄清。

近代上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英美两租界于1862-1863年合并后成为公共租界，坊间传闻的“日租界“其实是不存在的。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起始于1871年9月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内来沪日本侨民的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缓慢的增长趋势，因此直到1890年代前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侨民数量还是相对比较稀少的，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开始被允许在的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由此带动了大批日侨开始陆续登陆上海，因此后日商在沪东杨树浦一带办厂较多，故而连带导致了大批日侨开始入住相邻的虹口，再加之后来在 “一战”中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由此便导致了日本在虹口日益做大的客观实情，如虹口的吴淞路在当年曾因“日本商店遍布东瀛风浓郁”而被称为“日本人街”，当年横浜桥以北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区域曾是日侨的高级住宅区等，这些都是日本侨民当年在虹口聚居生活的最好见证。与许多日本谋生者与淘金者同时而来的自然还有日本侵华分子的身影，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借口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会对于中国产生威胁，促使当时的北洋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自身的条约协定，其中就有包括日方在华部分地域拥有驻军权的内容，从此大量日本兵在虹口一带出现，俨然以“国中之国”自居，所谓“日租界”一说估计就打那时起逐步流行起来，为日后淞沪抗战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吴淞路旧照（一）

吴淞路旧照（二）

位于现山阴路四川北路一带的“千爱里”当年是一处知名的“日侨住宅区”

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是两次淞沪抗战时多伦路250号门前曾经战云密布、炮火连天，中日双方以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焦点展开殊死较量。日军鉴于在“一.二八”中陆战队司令部曾一度被中方攻占，故而从3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整个司令部建筑做了极大幅度的重建和强化，在坚固度与战时实用性方面都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越。5年后的“八.一三”在相同的地点厮杀仍在继续，中国军队为攻下司令部获取战争主动权不惜下足血本，动用了刚组建不久用德制装备武装起来的“德械师”，向日军堡垒发动起了一次又一次迅猛的冲锋。战斗打响日军“如临大敌”，惊叹犹如是在“与德军作战”一般，但战不多时狡猾的日军即发现“此德军非彼德军”，南京国民政府的“德械师”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先天不足”，其一个师的综合战力可能还比不上后来日军的一个乙种师团，且又严重缺乏重型武器，步炮协同作战能力也不强（装备效能没有发挥到最大化），故而随着战斗的展开，日军凭借着战前就已布置下的“铜墙铁壁”及在司令部四周的“暗堡林立”慢慢的扳回了战斗初期因不明情况而导致的劣势，攻占司令部的计划也终因上述种种原因及日本援兵源源不断的来华而终告失败。数月后，中国军队在经过浴血抵抗后撤出上海，沪上租界就此成为了孤岛......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旧照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旧址现状

德械师旧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多伦路250号因与日本人有关故而以“敌产”的名义被南京国民政府没收，据说之后曾一度被作为蒋介石心腹爱将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的驻沪办事处，后来关于此宅的故事似乎就没了下文，孔祥熙即便获取过此宅那时间应该也是十分短暂的……

胡宗南

无论多伦路250号孔祥熙是否真正居住过，孔祥熙的“贪婪与敛财能力”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有目共睹的，仅在上海，除本文开始提到那些产业外，现武康路密丹公寓武康大楼、淮海中路培文公寓、南京西路静安别墅等，都据说曾为孔祥熙家族的产业，当然有一点笔者还是想借此文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每一幢历史建筑都是由多段历史所共同组成的，现在许多历史保护建筑铭牌上所体现出的文字都可能只是这多段历史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其他鲜为人知的历史隐藏在浩如烟海的各类书籍或刊物中等待着我们去进一步探寻，就好比本文主题多伦路250号原本并非是“孔公馆”一样，如果您去查一下30年代的《字林西报行号录》也会发现，现东平路7号的所谓“孔祥熙旧居”的原住户也并非孔祥熙本人，这大概也就是历史能吸引人们的主要魅力之一吧，永远有探寻不尽的问题，笔者自己就是为此而乐此不疲的典型代表之一。

东平路7号花园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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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发布于笔者微信公众号“王阳明66 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