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的履历担得起“天才少年”和“商界传奇”的名号：13岁时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1岁获得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29岁创办携程旅行网，4年后上市，创下纳斯达克3年来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纪录……又一个4年后的2007年，在携程发展得如日中天之时，梁建章辞去CEO一职，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深造，专心研究人口经济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开始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现在的梁建章，关心人口和教育问题，呼吁高考招生改革，甚至多过关心旅游业和携程。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携程董事长，而是他那本论述计划生育和推行二胎的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
　　
梁建章说，未来，自己还将长期做“学生”和“学者”。
　　
重返校园
　　
从“著名商人”到学生、学者
　　
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2007年重返校园，已经在商业上获得极大成功的梁建章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师从素有“管理经济学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拉泽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
　　
数年后，学成归来的梁建章重新掌印携程，将携程从下滑的泥淖中拉回中国在线旅游的老大地位，并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在线旅游企业。与此同时，梁建章也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和呼吁。梁建章专门注册了个人微博“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粉丝数超过68万，而他用于本职工作的“携程梁建章”，粉丝数只有8万。
　　
新京报：去斯坦福重新做回学生之前，你在商业上已经非常成功，这种商业方面难得的经历是否让你跟其他学生有所不同？
　　
梁建章：首先我要重拾20多年前的数学模型，好在我以前数学学得还不错。不过毕竟离开校园多年，这就意味着要在学业上付出更多。当时我选课的数量比一般同学还要多出1/3——贸易创新、人力资源、产业和环境、甚至生育率与经济的关系……都通过专门的课程去研究。
如果说不同，学习目的确实存在不同，别人来是为拿到学位，而我主要是出于对学科本身的兴趣。学习苦一点没关系，考试就算考不过也没关系，每一门课我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学习，从研究中感受到极大的乐趣，可以说，在斯坦福的求学，是我很享受的一个阶段。
　　
新京报：最近几年，在公众场合，你谈得更多的不是旅游，而是人口问题，大家觉得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学者了。
　　
梁建章：2012年，我和北大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也联合湛中乐等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我们认为，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
　　
很高兴地看到，2015年开始了“全面二孩”的政策。
　　
当今社会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需要做很多深入的研究才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除了人口，还有医疗改革、教育、污染等等。
　　
关于高考
　　
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是高校自主招生
　　
12-24，梁建章出席在上海举办的高考改革研讨会。会上他提议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其关键就是高校施行自主招生。梁建章建议本科全国统一招生，重点大学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基本沿用现有的考试制度，但是各校确保自主招生。
　　
新京报：最近几年你一直关注高考改革，你认为现行的统招制度弊端是什么？
　　
梁建章：现在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绑架。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高考和中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也因为高考的折磨， 学生进入大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大打折扣。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已经放弃现行的高考和大学教育，用脚做出了选择。他们不仅送孩子出国上大学，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小孩送出国上中学、甚至小学。这个趋势已经从富裕家庭蔓延到中产阶级家庭，甚至连很多清华、北大的老师，即使自己的孩子考上自己教书的学校，也要把他们送到国外读大学。

现行的统招制度也不利于弱势家庭学生。数千万民工家庭的学生，必须在家乡上学参加中考和高考，造就了世界上仅有的“留守儿童”一代。统招制度已经成为户籍改革的最大障碍，而户籍改革的滞后也是中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加剧的根本原因。
　　
新京报：为什么会认为自主招生这个办法可行？
　　
梁建章：我们的建议是放开各个大学自主招生。高考可以保留，但是各个学校和专业可以有多元化的录取标准，高考成绩可以作为标准之一。给学校招生自主权，允许学校间存在差异。一些管理差的大学，还是可以用简单的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大多数管理到位的大学则可以有更加灵活的自主招生制度。这样避免学生只为高考的内容而学习，也可以让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兴趣的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同时可以逐步缓解高考带来的包括地区歧视和城乡差异等问题。
　　
新京报：让大学拥有更多的招生权力，会不会加剧教育的不平等？
　　
梁建章：当然有人会担心自主招生会让教育不平等加剧。首先应该问的问题是，现在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如果一个人高考作文审题错误会贻误终身，就公平吗？其实，招生多元化，可以提升优质学生筛选的整体公平性和可靠性。也有人会担心，扩大自主招生后，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名牌大学录取竞争中，会更加处于劣势。这种担心听起来有道理，但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更没有数据的支持。事实上，近几年，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名校录取的农村孩子比例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一点都不奇怪，富裕家庭通过买房或者缴纳高额赞助费，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一路名校、名师，他们也花很多钱上各种补习班来提高考试分数。相比之下，自主招生后，从多元化等方面的考虑，学校反而对弱势家庭会有一定的照顾。
　　
比如说美国的名校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小孩的录取分数线会远低于其平均分数线，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等低收入族群学生的平均录取的SAT（美国高考）分数比白人要低200-300分（SAT满分1600分）。所以，从世界经验来看，自主招生后反而可能缓解教育的不平等。而且，政府还可以规定要求名牌大学录取一定比例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如说20%。这比现在用一个一刀切的公式来定录取标准要好得多。如果实行自主招生，现有的地区歧视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很可能会缓解收入不平等造成的教育不平等。
　　
新京报：扩大自主招生是否会引发招生腐败？
　　
梁建章：大学自主招生后，当然会存在个别的开后门和腐败等问题。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大学都实行了自主招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招生腐败问题？这里的关键是竞争机制。就像企业招聘员工一样，任何大学出于自身竞争力和声誉的考虑，都会主动建立一套公平和有效的招生制度。如果一个大学长期大规模腐败，招生质量必然大幅下降，声誉扫地后将很难再招到好的学生。而且，由于有竞争，学生如果在一个学校受到不公的待遇，可以申请其他学校，不可能在所有学校都受到不公的待遇。
　
教育改革
　　
通过捐钱获得名校资源一定是坏事吗？
　　
梁建章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制定了一套可行的学制调整方案，通过调整整个教育体系内部的时间长短，取消了中考，从而解决了户籍改革的根本障碍。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富裕家庭的孩子通过各种办法提高分数进入名牌大学，自主招生之后，富人是否有机会更加便利地获取优势教育资源？
　　
梁建章：实行自主招生的美国名校，也会照顾一些特别富裕的家庭的学生，因为这些家庭会捐钱给学校。这个表面上好像不公平。但是，富裕家庭通过捐钱来获得一些名校资源，这一定是坏事吗？如果一个富裕家庭能够给学校捐款提供100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奖学金，那么学校不是可以办得更好吗？可以录取更多的穷学生吗？
　　
实行自主招生后，如果有更多富豪愿意把小孩留在中国上学，然后为中国大学慷慨解囊，那便是教育改革的巨大成功。实际的情况是，至少在未来的12-24年里，即便教育改革全面推行，中国大学的竞争力也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的，最多只能吸引少量富豪家庭的学生回流。所以，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新京报：据说你研究了一套关于教育学制改革的方案？
　　
梁建章：中学阶段，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重点大学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其他学院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本科全国统一招生，研究生统考，但是各校自主招生，基本沿用现有的考试制度。
　　
这个改革方案的好处是，只是通过调整整个教育体系内部的时间长短，就可一举多得。取消了中考，就解决了户籍改革的根本障碍，也很容易地把普及9年的初中教育变成了普及10年的全部中小学教育。现在的高中基本为了高考，最后两年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做考试复习，之前最后一年的初中也主要是在备战中考，这都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学改为四年后，可以适当减少人文科学的学习和浓缩自然科学的课程（因为有些知识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获取），高考科目也可适当简化。把研究生的统考改成分学科，一年多次，像美国的GRE，让大学的研究生院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综合指标进行招生。
　　
新京报：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对各个阶段进行了时间上的调整。
　
梁建章：对。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需要的是多样化的创造性人才，现行的一刀切式的招生标准已经严重落伍了。为什么美国有很多一流的企业家，例如盖茨、扎克伯格都是大学辍学生呢？因为他们不必为了准备高考而浪费大量时间，他们在中学时代就学习了很多大学的课程。而且还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如编程。所以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之前，就有能力自己创业了。中国的学生虽然比美国学生更加勤奋，但是却不可能出现二十多岁的企业家。因此，浪费两年的黄金时间,造成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
　　
总之，自主招生是世界之大趋势，也是让中国教育产业具备世界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的时代，其改革的迫切性越加凸显。
　　
新京报：今年你还写了一篇高考作文，是为了弥补当年没参加高考的遗憾吗？
　　
梁建章：觉得很好玩。
　　
■ 趣读
　　
梁建章模拟高考作文：《预测》
　　
还可以预测的是，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可能一直主要由人类完成。
　　
在几十年内，人工智能还只能解决某一项的专业领域的问题，还不能解决跨行业的综合问题，如复杂的商业问题。长远来说，即使电脑具备创新能力，人类也会需要严格监控和审核其创新行为，或者说人类不会允许AI来主导创新，如果允许电脑主导进行创新，可能带来人类无法掌控的危险后果。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一道新菜，人类可能永远都要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所以，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更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或者新的游戏，还包括探索太空。
　　
正是由于人类这种不断探索的天性，也让我对未来的旅游有了更大胆的预测，比如若干年后，活儿都让机器人干了。那时平均寿命超过100岁，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唯一的奢侈品一定就是旅游。
　　
如果你做更长远的预测的话，假定是一百年、两百年，旅游可能是除了健康以外最大的产业，可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产业。因为人的物质需求总会饱和，无论是吃饭、穿衣服还是居住，只有精神需求是不会饱和的，旅游就可能是一种永不饱和的精神需求。
　　
而且可以预见，旅游这个精神需求永远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物理上产生的位移，无论是住酒店、飞行，或者未来到太空旅行，都是需要很大的成本，而电影、游戏或者看书这类精神需求则可以是变得非常廉价的。
　　
总之，只要人类保持着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用预测或担心在后AI时代，人类没事可干。反之，如果人类不再有旅行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