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基因》用全球的视野展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蓝图和格局，充分展示了上海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已经取得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进步。在第二集中，摄制组走访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等17所大学，沃尔沃、谷歌、拓璞等42家公司，拓展全球科创视野，从政府引导、教育基 础、企业支持、人才流动、经济转型等多角度探寻了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道路和方向。

在上海西南的一处工业园里，一台大型数控铆接机正在工作人员的调控下，进行铆接精密作业。

正在加工的这块金属材料看似普通，却有着不凡的来历。它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一部分，将承载探索太空的使命。但这次的主角并不是长征五号，而是这台看起来庞大笨重的铆接机。在它问世以前，我国火箭、飞机蒙皮连接处的铆钉，大多是靠人工一个个铆上去的。已经成功总装下线的国产大飞机，机身上约有30万个铆钉，如果仅靠人工作业，时间成本难以想象。铆钉竟然一度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项目的短板。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钢表示，在整个中国航空航天业，除了引进的一批极少数的几台铆接机，中国还是以手工为主。几乎是全手工。一发火箭上肯定有十几万个，甚至是几十万个铆钉，全部靠手工把它铆合起来，而不是靠机器把它铆合起来。所以说当时整个中国跟西方相比，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对比一个工业社会的水平。

产研对接的思考

九年前，上海交大的两位教授，和三名毕业于交大的博士，共同创办了这家名为拓璞的企业，为的就是要解决中国制造业“卡脖子”的问题。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这些创业者，并不太愿意提及他们创业的故事。尽管他们当时研究的，都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但是学校里的研究项目，被直接带到市场存在着种种障碍和不便。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钢说，现在学校支持我们走向市场。因为从整个的发展趋势看都是这样的。在很多国家，如美国、英国，大部分情况是有一些教授把一些比较大的项目给带出来，那么最终实现一个推广型的运用。拓璞应该说可能往前走了一点点，那么最终也是把整个项目往市场里推。

刘钢和伙伴们在创业之初遇到的尴尬，是几十年来，中国产研对接状况的一个缩影。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项目，很少直接和市场挂钩，研究的成果，也归国家所有，学校、科研机构和研究者没有权力自主决策成果是否引向市场，是否能够从中获利。这不仅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还导致了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利、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寿子琪认为，究其原因，严重制约产学研用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组织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其中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是理念和价值观。

麻省理工、东京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 产研对接的三种成功模式

这样的尴尬，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根本无法想象。罗伯特·兰格教授运行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实验室，这里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研发预算。在这个实验室，兰格教授通过他的学生以及合作者，直接培育孵化了大约30家生物科技企业。同时，他的实验室已经申请、获得1100项专利, 其中大约300个已授权给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研究项目与市场的对接，在他们看来毫无障碍。

兰格教授与摄制组合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兰格说，麻省理工有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成果和技术转化，将研究结果推向市场。我们会授权投资商使用技术，并和他们一起成立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之后会慢慢发展，我们经常帮助这些小公司。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罗伯特·兰格教授学术和创新的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国家级别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但兰格更引以为傲的，是从他实验室诞生的一项项研究成果，正在改善着人们的生活。

研究人员向记者展示“自动补药胶囊”的分子结构

自动补药胶囊是兰格教授实验室最新的科研成果。当患者吞咽这枚胶囊后，特殊的药物结构在胃中膨胀。由于其拥有特殊的星形结构，无法通过消化道，所以该药物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那里，并缓慢释放。对于病人来说，这就解决了必须每天定时服药的困扰，甚至最长可以做到一年仅服一次。这样的研究，并不用担心产研对接的烦扰，因为从一开始，这里的项目就已经和市场关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兰格实验室研究员马尔维卡·维尔玛说，过去几年参与研发这个药物的实验室人员，现在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造这种药品，从而实现这款研究的批量生产，制造流程已经不断规范，希望不久之后这款胶囊就能面市。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转化部门位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好的推广平台。

麻省理工学院

其实，美国早在1980年就已经出台“拜杜法案”等一系列支持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支持的科研成果归所在单位所有，奖励发明人，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等，为释放美国的科技生产力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东京工业大学，则有着比麻省理工更为贴近市场的身份。七年前，日本整个国立大学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国立大学全称叫国立大学法人，不再是直属于国家的机构。财政独立了，法人化改革了，类似企业化的运营模式，让日本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变得理所当然。

专访东京工业大学学术国际信息中心松冈聪教授

东京工业大学学术国际信息中心松冈聪教授表示，学校非常希望我们和企业合作，所以支持这方面的制度也有很多。比如技术方面的或处理商业合作方面的办公室，用于处理专利事宜的办公室，以及自己开公司时的支持。还有比如超级计算机，使用我们的“燕子”就可以和企业一起进行共同研发，而且20%的利用率是企业用户。可以说产学结合在我们这里开展得非常活跃。说得再简单些，日本的大学现在都没钱，所以大学也会要求我们说“你们去赚点钱来”。就是这么回事。

在日本专利厅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中，东京工业大学在日本所有大学中专利注册数量排名第一。在这所学校里诞生的发明创造正源源不断进入市场。

在德国“工业4.0”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亚琛工业大学，也是产学研转化的成功典范。和麻省理工直接孵化企业，和东京工业大学转型法人不同，亚琛以实验室为主体，与企业无缝合作。

采访亚琛工业大学副校长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催化研究中心主任阿夫扎尔•苏巴尼称，我们把这个项目称为“梦想工程”，几年前和我们的产业合作伙伴科思创一起发起建立，一旦在二氧化碳的物质中，加入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能降低物质的价格，还能降低使用这种物质的产品终端的价格。

亚琛工业大学与科思创公司通过多维度的合作，利用二氧化碳形成高分子结构制造出了海绵、泡沫等材料，用于床垫、沙发、座椅等产品的生产。奇思妙想的产品能够出现，源于德国出现了创新功能型平台。这为学校与企业开展新型产学研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制。

德国科思创公司创新事务董事施文乐说，我们既给研究机构提供商业支持，也提供给人力资源的支撑。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商业支持方面，我们不仅给他们提供资金，也提供其他帮助，比如技术设备、实验材料等。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将公司的专家库对他们公开，这些专家资源会给他们正在攻克的难题带来新的思路。

22条对产研对接做出的推动

产学研对接，一直是困扰着高校和市场的一大瓶颈。随着国际经验的不断吸收和推广，上海也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2015年，全国人大审议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此基础上，上海正在切实做好科研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的下放，让高校、科研院所成为研究项目的真正主体。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也不再对科技成果进行审批或备案，而是允许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价格。同时，上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科技成果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给予研发团队。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短板不可避免，正视问题才能破除束缚发展的弊端。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寿子琪表示，各个高校现在也都纷纷自己在建自己的转移机构。过去我们的转移机构可能还不是太专业，它可能仅仅是学校的一个行政部门，在从事做的一部分的业务，而现在我们要专门建一些专业的转移机构。

创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环境

从世界趋势看，科技创新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核心动力，也日趋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攻方向。在全球化浪潮下，一旦赶不上这个“窗口期”，难免会在未来遭遇落后，甚至掉队的风险。

产学研的高效对接必将给研究者们提供更市场化，更广阔的平台。不过对于身处市场环境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则需要其它的一些帮助。2015夏天，Lily飞行相机在网络上引发热捧，安东·巴拉雷斯克作为Lily相机的创始人，对创新的环境深有感触。

安东·巴拉雷斯克说，我们从私人投资者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我们不断扩充了自己的人脉网络，然后遇到了那些愿意投资我们公司的人。我们一直希望能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那些能够将公司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合作者，无论是全职员工、兼职员工还是投资人，我们都非常有幸能够聚集在旧金山，和非常有知识的合伙人还有投资者一起工作。

资金、市场资源、办公场所、商业合作。对于一个新兴的创业公司，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缺的。安东的飞行相机项目是幸运的，地处旧金山湾区，毗邻硅谷，Lily相机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那里筹集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而他的公司运营也有众多资深职业经理人帮着打理。硅谷更多是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创业体系。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由政府搭建平台，帮助创业者进行孵化也成为了一种模式。

伦敦科技城、斯德哥尔摩的孵化器模式

在英国，一个名为伦敦科技城的地方，汇集了科技、数字、创意等创新企业。这里原本是一个几乎被遗弃的重工业贫民区。201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支持“迷你硅谷”发展的计划，投入了四亿英镑把这里改造为科技城，制定优惠政策并确保把新建筑中的一部分空间用作孵化区。如今，伦敦科技城已经吸引了1600家企业入驻。

英国伦敦科技城首席执行官杰拉德·格里奇表示，初级创业者能够获得创业贷款、合作空间、相应指导、学徒培训和实习机会。而对于第二阶段或叫A阶段的公司，它们每年大约有100万英镑左右的资金流动，拥有10到30个雇员。我们有一个叫做“规模提升”的计划，就是让这一阶段的企业家接触世界级别的企业家。对于下一个阶段，也就是B阶段的公司，它们一般已经达到2500万英镑左右的资产流动，或者有另外1500万英镑的融资，对于这些公司，我们有一个叫做”未来50”的项目。这是一款更高阶的服务。

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名为EPI中心的孵化器，还充分发挥了北欧高福利的特色。

瑞典FunderByMe公司首席市场官苏珊·斯约兰认为这里的确很棒。作为一家小公司，当然现在已经是一家中等公司了，我们不需要为这里有没有牛奶，有没有咖啡，洗手间有没有被洗干净等事情担心，这些都被照顾好了。我们可以集中精力于我们想要做事情，去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科创城市不仅需要硬资源 更需要创新的软“文化”

孵化器的模式，被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创新企业证明为成功。这两年，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呈井喷式增长，其中绝大多数为民间自发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孵化器作为“双创”力量的结晶，大大小小早已突破了200家，而加上众创空间，这个数字更是超过了450家。

链合加创造者联合办公空间合伙人唐卓越称，孵化器现在在整个中国大约有两千多家，在上海就有约两百多家，都是最近一年里出来的，现在大约是十几个品牌。

地处四川北路商业区的链合加创造者联合办公空间创立不到一年，却已然有了不错的规模。为入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是这里的基础模式。

唐卓越称， 一些资源的对接，还有资金的对接，我们后续可以帮他去找一些相应比较专业的服务公司跟他去洽谈。

一场由第三方培训机构——“小饭桌”组织的创业课堂，正在这里举行。它吸引了来自上海及周边省市约80名创始人。定期的讲座和培训，算是孵化器2.0版的服务。在创业者们看来，讲座的内容还在其次，能够跟众多的创业者聚在一起，不光蕴含了种种合作的可能性，更会让思想碰撞，形成创业创新的灵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张军认为，创业者汇集地的重要性，在于思想碰撞。一个城市创新的灵魂，在于创业的文化。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坦言，历史上有很多诺贝尔奖是从酒吧里诞生的，科创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氛围。就像当初做拓璞的时候，我们五六个人都是在一起的，一起吃饭，一起喝茶，一起坐下来，才会有现在的创意。这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文化，需要一个氛围。所以对于科创而言，要想把人才都聚集起来，则需要给人才提供一个文化，一种创业的文化，一种创业的环境，这对科创非常非常重要。

科创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科技项目的引进，创新的环境需要完善的区域规划和设计，从而防止“一阵风”的不可持续建设。科技服务的集群化发展，金融支撑的紧密结合，众创空间的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的全面保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的营造……这些，既是愿景，更是挑战。

普利策奖终身评审、经济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当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创造力从哪里来。创新往往来自于一瞬间的灵感，要擦出灵感的火花，就必须要有很多想法的互相碰撞，看到不同的机会，然后其研究如何填补这些空缺。思想和创意碰撞得越频繁，创新能力就越可能被激发出最有创造力的想法，最有创新力的个人、社区和国家。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海纳百川广泛纳谏的。

科创城市需要容小、容错的精神内核

一个基于人脉服务的app公司创始人，正在跟其他创业者进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这并不是黄泰山的第一次创业。对于坐在这里的很多人来说，二次创业，早已是家常便饭。

无线充电创始人董伟坦言，在2010年初，团队做了一个互联网的分包模式的招聘平台，但当时没有做起来。回顾下来，他认为时机很重要。那时智能机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他们是基于PC的模式在运作，用户体验不是特别好，直到11年、12年才有竞争对手，而当时，他们已经“死”了。

不过这次，董伟又带着他的新产品，站在了投资人面前。他之前创业失败的经历，不仅没有成为他的障碍，反而成了他打动天使投资人的优势。

对此瑞典国家企业和创新部国务秘书奥斯卡·斯丹斯特朗表示，要支持创新，就需要有相应的体系，让失败能够重生。因为并不是每个的想法都会成功，在整个过程中要承受很多次失败。为了鼓励创业者敢于投身市场接受挑战，瑞典提供了越来越好的环境，并且看起来效果还不错。我们欢迎改变，支持改变。我们从来不会留恋过时的技术。

在科创中心的建设中，也需要把“容错机制”带到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用宽容的态度，激发这些“大型机器”的创新活力。对国企来说，存在着国资保值增值的压力，导致国企的风险承受力相对受限。对于很多国企来说，害怕失败，就无法站在进步的前沿。“容错机制”的推进，有望增加国企的创新空间。只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决策程序完善，即使出现一些失误，也不做负面评价。

摄制组与米勒教授合影

92岁高龄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原副校长兼教务长威廉·米勒，见了太多硅谷企业的起起落落。在他眼中，成功永远是低于百分之一的偶然事件，因此，“容许失败”、“容小、容错”都是创新中极为重要的精神。

每天都有许多游客前来参观“硅谷起源地”

威廉·米勒认为，如果没有经历足够的失败，你就不会站在行业最前沿。他觉得这和硅谷的历史有关。硅谷是由一群勇于开拓的人创立的，作为先锋，经常会失败，然后就需要重新开始。正是这种精神，我们把它叫做永不停息的开拓精神。

科创城市需要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位于上海张江的小蚁公司，看来就属于这百分之一的幸运儿。从创业时期的几个人，到现在拥有全球30多个分部。拥有国际化的人才团队，是小蚁CEO达声蔚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上海小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达声蔚坦言，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遇到像韩国同事，他们非常刻苦；日本同事，具有工匠精神；犹太人的同事，他们不创新绝对不做，只创新，不复制；美国同事，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失败。我觉得如果在吸引人才的角度上，中国能够更国际化——其实小蚁就在走这条道路，很国际化地招募人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更好地创新创业。还有，美国的创新企业往往是立足于全球市场的，而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多时候还是立足于本国市场的，这格局有时候也不大一样。

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平表示，美国的人才就是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前没有人才。就这件事中国政府如果想明白了，十年之内，中国就是世界第一了。

在硅谷300万人口中，少数族裔占了大多数，其中28%为亚裔；纽约的人口比例，37%为移民；伦敦科技城直接出台创新人才政策，符合要求的人才类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英国居住权。瑞典斯德哥尔摩人口总数不过200万，但科创园区内的商场，却俨然一个迷你的联合国。

在ABB瑞典总部拍摄

对此，瑞典ABB公司研发总监迈克尔·达亨格林称，我们的跨国背景为多元化创新提供了平台。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想法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瑞典ABB员工就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创新成为可能。

上海在科创城市打造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和成果

2015年7月，上海人才新政出台。在半年时间内，共受理了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234人，和上半年相比，增加幅度达到了800%。

然而，和硅谷、伦敦等全球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在高端国际化人才的自由流动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少短板。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让人才在上海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寿子琪认为，人才引进很重要的是两个有趣，第一个有趣是要让这些人才到上海来觉得能有有趣的事情干。第二，是要跟有趣的人一起干。有趣的人就牵涉到很多，既牵涉到他的合作者，又牵涉到我们一些机构和单位的管理和组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平认为，中国人一定要有这种雄心，不能只招海龟，要全世界招人。他认为，目前全世界的人才都愿意到中国来。

在科创中心建设进程中，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上海来说，除了用更为开放的视野来引进和集聚人才，更要有具体的措施来确保人才战略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为上海带来最尖端的科技，和最前沿的思想。

推动产研对接，营造创新氛围，容小、容错，向全世界人才张开怀抱......上海这座城市，每一天都在发生微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在让它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开放。

集聚和配置全球创新资源，成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知识创造和传播中心，这些目标都激励着上海在推进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中，迈开步伐，勇往直前。开放、包容，这所城市的胸怀和气质，正引领着上海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开始新一轮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