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警方近日曝光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花40多万元从直播间购买了几百件所谓经过鉴定的“真古董”，但其实全部都是假货。而诱导她购物的直播间和假货的生产、销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

家住河南新乡的受害者张女士报警称，自己的母亲在网络直播间买到了碗碟、花瓶、玉坠等假古董，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但是母亲沉迷于主播的话术难以自拔，无奈之下，只好报警寻求帮助。张女士粗略数了一下，自去年10月至今，母亲在该直播间购买的所谓古董，总数竟有几百件之多，花费高达40多万元。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涉案的网络直播间，并很快锁定了一家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快递站点。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一个有20多名成员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老板和主播之间，还有专门的运营主播负责对接沟通。警方在对资金流向进行全面排摸之后发现，该犯罪团伙自去年10月到今年2月之间通过直播间售卖假古董牟利，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达到了几百余名。

诈骗团伙的巨额收益，与直播间的各种套路和话术有关。记者浏览了众多鉴宝直播视频发现，通过连麦展示假古董的细节，再由主播进行在线鉴定，已经是这类直播的主流方式。而主播是否能声情并茂地讲出跌宕起伏的剧情，是直播间粉丝量和收益的关键。为此，犯罪团伙中就有人专门负责撰写剧本，诱导观众慢慢进入剧情之后，再以各种理由来销售商品。为了将假古董卖出高价，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为其冠以华丽的名称，赋予了它们不存在的历史与价值。此外，犯罪团伙明知在直播间售卖所谓文物已涉嫌违法。为了逃避风险，有人想出了用保管费来代替购买费用的方式，还有人在直播视频上欲盖弥彰地打上“公益”二字。

这并非是网络直播行业首次被曝涉及诈骗，此前，直播赌石、直播拆卡等案例也频频出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直播间似乎成了诈骗链条最终"变现"的核心环节。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些事件中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播间已经成为相关方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每一场的直播背后，主播、平台、投资方、广告商，都在等着根据流量来分成，而来自于观众的流量和投入，最终决定了他们收益的多少。

以平台为例，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网络直播行业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包括：打赏模式、广告模式、会员模式、付费内容模式等等。但不管是哪种盈利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直播间收益越高，平台从中获得的收益也就越高。也就是说，平台和直播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理论上来说，这种利益绑定的格局就决定了，平台对直播内容进行监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我国《电子商务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也都强调：主播和经营者信息的真实性、相关产品的合规性、直播内容的合法合规等内容，都应当是平台的重点审核内容。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规定似乎仅仅停留在“义务”层面，对于平台的未能尽责，缺乏更具体、更扎实的惩戒条款。从相关规定的落实效果来看，也未必尽如人意。有网友就提出，此前因涉嫌虚假宣传的头部主播小杨哥、东北雨姐等主播最后都被处以行政处罚，但直播平台却似乎“独善其身”，从利益共享方变成了处罚方，以停播这些主播了事。

对此，律师游云庭认为，对平台的监管并非没有，各地行政部门都会定期不定期地对相关平台进行约谈和指导。但从频频发生的直播乱象来看，确实存在着部分主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显然，平台的监管责任有待进一步压实。一方面，对于主播尤其是关闭后又重新复播的主播进行相应的背景调查，并通过类似于信用制、积分制的方法，对主播建立一个信用评价档案，从而尽量规避主播故意违法乱纪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一旦直播间内容涉及到交易等钱款往来，比如说，主播本身虽然并不带货，但却存在为相关货品引流的情况，即使交易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直播平台也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起监管责任。

游云庭同时表示，在要求平台进行自律的同时，相关行政部门也应当加强对平台的监管。由于利益方面的原因，平台对于一些“擦边”的、坑蒙拐骗的内容，监管意愿并不一定会非常强烈，此时就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市场监管，可以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对其进行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另一方面，消费者发现平台监管有疏失的也可以发起投诉，要求平台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直播平台上存在较多的、涉及小额钱款的坑蒙拐骗等问题，平台也可以考虑建立维权仲裁机制，通过选聘的第三方仲裁员的介入和评判，来及时响应消费者的维权诉求，一来能增加响应速度，二来执行的成本也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