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一个9000余人的城中村里，确诊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人数超过1200例，单日新增的感染者最高时达到106例。

这个村，就是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大名鼎鼎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近在咫尺，附近工厂企业密布，村内外来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频繁。

当记者近日来到五四村时，这里已经度过了疫情的“至暗时刻”，连续多日新增病例数为零。曾经肆虐的疫情风暴，渐渐远去。这些天来，广大村民和党员干部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挺过狂风暴雨的，怎么跑过这场艰难的“马拉松”的？

“镇党委书记给我送来三盒安眠药”

“12-24，当天晚上19时左右，我接到镇党委书记甘永康同志电话，让我紧急驰援五四村。”53岁的嘉定区江桥镇总工会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组组长张国民向记者回忆说。

3月下旬，张国民受命前往当时嘉定区唯一的中风险地区增建村担任点位长。到12-24，增建村连续两天全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停留在了392人。

从增建村到五四村，为什么连续两个“硬骨头”，都是张国民来“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镇领导班子里，他是唯一一个江桥镇本地人，且就在增建村出生长大，对各种情况更加熟悉。“事实上，我们全镇党员干部没有一个不负重，没有一个在闲着。”张国民说。

“接到任务时，我们的身心其实都已经十分疲惫。但是听到村里的干部都已经干不动、干趴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疫情就是命令！”半个小时以后，张国民和四名在增建村一同工作的同事赶赴到五四村村委会。

出乎意料的是，五四村的疫情更严峻也更复杂：12-24村里正面临上海本轮疫情以来的“至暗时刻”：当天新增的阳性感染者106个，密接人员超过200个。

五四村很特殊。这是嘉定区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嘉定拔点攻坚最关注的点位：0.8平方公里的行政范围内，下辖7个村民小组、39家企业，共9000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7900余人，村中建厂，厂中有厂，农宅与公寓犬牙交错。

村党总支书记顾华杰说，留居村中的本地人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和孩子大多已经搬去商品房小区；绝大多数外来人员租住村宅或者公寓房，他们大多在工厂上班，或者从事厨师、装修等行业。

12-24，记者在五四村看到，这里道路街巷密如蛛网，小巷只容两人擦肩而过，不少巷子走到底就是个死胡同。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带路，很容易迷失在“三岔口”。

村宅大多已经有些年头，有些是两三层楼的农家院，有些就是沿街的小门面房。不少村宅灰白色的墙体剥落，斑驳不堪。街边时常可见“小卖部”“浴室”“厕所”这样的招牌。这些招牌里，蕴含着五四村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据介绍，村里80%的人家没有厕所，公共厕所一共5个。

这个近万人的城中村，村干部有多少人呢？村两委一共5人，加上工作人员，一共12人。当然，干部并不是越多越好，放在平时，这些人手也能做好日常服务管理，而到了“战时”，这个体系却马上会被“击穿”。

尽管村干部已经都在一线，但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难题：有人统计数据，发现核酸检测工作缺人就立马去帮忙，忙完后还要去发盒饭；有人通宵达旦转运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之后，第二天早上累得连饭都吃不下。村委会的电话24小时都有人拨打，还有很多电话打不进来。“配药难、就医难、保供难”……大量问题的出现已超出村两委的能力极限。

村委会副主任朱怡文是位“90后”女干部，她向张国民哽咽说道：“我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睡觉，清晨5点就要准备新一轮核酸检测。做了那么多，换来的却是不断增加的阳性病例和村民的不理解……”朱怡文自己，做的是转运密接工作。

“防疫绝对不能打乱仗，”张国民说。随后的几天里，在拔点攻坚工作组的统筹协调下，村里不断加强战疫力量，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

此后，拔点攻坚工作组第一件事排摸全村情况，并将防疫工作进行了分组，包括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11个工作组，“分工不分家”地进行村级防疫工作。作为点位指挥长，张国民还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保证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保存有生力量。

张国民的睡眠不好，平时要靠安眠药入睡。疫情期间，干得多、想得多，药更不能停，每天的药量从两粒增加到三粒，白头发多了不少，人也瘦了十几斤。“我跟镇党委书记开玩笑，这段时间你什么物资都没给我个人送，就送来了三盒安眠药。”

“至暗时刻”不能打乱仗

抗疫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控制人员流动、有序核酸检测、各类生活保障……缺少一块拼图，都无法绘制抗疫胜利的图景。

城中村里，道路错综复杂，门洞密密麻麻。尽管要求“足不出户”，但村民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出。

每天早上5时，张国民就开始了在村里面进行巡查，他渐渐摸清了村民们出行的规律：清晨有的老年人会出门散步、白天居民不太出门、晚上排队进公厕的人比较多……张国民给每个村组分配了5名特保人员，每天负责巡查，劝阻随意走出门洞的行为。如果村民们有相关需求，巡查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工作组。

同时，工作组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厕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比如，每家发放塑料马桶、分时段使用、安排志愿者全天候消杀等。但仍会有居民把粪便倒在自己菜地里，或者混在生活垃圾中，存在病毒传播的风险。

最终，工作组选择“最严格”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内每个公厕安排两人24小时看守，并要求每次只能进出一人，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在村里时，记者试着走向一处公共厕所，穿着大白的看守人员立即给记者的身上和脚底喷洒消毒液。记者看到，厕所里干净整齐，没有粪便残留，没有异味，也没有蝇蚊。

张国民和工作组的成员通过研究数据发现，过去在公厕附近和垃圾桶边上人家更容易出现阳性感染者，消杀工作便成了重中之重。

记者在村中街巷行走时，正好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弄堂里缓缓移动，消杀人员手拿消杀喷杆，向两旁不停地流动消杀。弄堂很狭窄，三轮车甚至不能调头，开至弄堂尽头就手推着倒退出来。公厕、垃圾桶、村外道路、住宅院子、排水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点。

村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的是雾化消杀的方式，可以非常有效地杀灭空气中以及附着在物体上的细菌或者病毒，有效避免高浓度的消毒液汽化后使人出现咳嗽、恶心、胸闷等症状。

此外，为了提升核酸检测的效率，村里还采购了十几辆电瓶车，三四个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坐在改造过的三轮车上，挨家挨户给封控区域的居民上门做核酸。

在疫情中，工作组的成员没少遭到过误解和困难：当劝阻有的村民不要出门的时，有人会说不好听的话；花大力气给村民买来的药，有人反悔说不要，只能自己贴钱；也有人因家里有特殊情况而不愿意被转运，打电话到村委质问……

每当这时，张国民总会对工作组的成员说：“我们再做一次群众工作；我们再打电话劝一劝需要隔离的人员；我们再给村民们想想办法，做到问心无愧……”

“越是至暗时刻，越不能打乱仗。”在这些天的坚守里，五四村每天的新增阳性感染者的人数经历了一个“下楼梯”的过程: 100多例、60多例、20多例……到12-24这一天，新增阳性感染者数字降到了“0”。目前，这个数字再未变过，阳性感染者人数被暂时锁定在1257人。

如今，五四村村委二楼工作电话，已不如数十天前繁忙了。12-24，五四村从封控区调整成为管控区。

在村里行走时，记者跟不少村民聊天，感觉他们当下的心态已经挺稳当。来自河南的老刘，已经在五四村居住了三十多年，这里俨然他的第二故乡。“看到那两棵树没有？是我栽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两株粗壮的乔木，树冠已经亭亭如盖。如今，老刘一家三世同堂居住在村里，儿子在上海读的大专，目前在上药集团工作，已有两个孩子。

来自安徽蒙城的厨师小李，一副笑眯眯、胖乎乎的模样，夫妻二人和一双儿女租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院子里一共居住了十多户人家。院子里出过“阳”，目前还没回来。小李在市中心茂名南路上的一家餐馆做厨师，擅长粤菜。“疫情期间工资没有发，希望早点开工去上班！”他说。

来自江苏扬州的老柴夫妇是干装修的，他们租住在沿街的一个小房子里，床边一袋米、半桶油是上次发的物资，他们做饭的煤气灶台搭在外间。

14日上午10时多，记者正好赶上镇里统一发放的最新一批物资到达村里。“大白”“小蓝”们驾驶着电动小三轮在村道上穿梭往来。

小三轮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纸箱子。记者打开一个纸箱子，只见里面是已经分好的物资，分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打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酱牛肉、面包、榨菜、餐巾纸。每到一处村宅或者院门口，工作人员就按照其中居住的户数，把物资摆放在门口，里面的住户给物资喷雾消毒，再各自拿回家。

最对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的八旬老母

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国民会写一小段话记录自己当天的“战疫”经历，这些经历多与人有关：

——最对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病毒的86岁的老母亲。张国民就出生在增建村，家里兄弟姐妹5人，他是老小。父亲去世后，老母曾跟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过，但最后还是习惯独自生活在老村老宅里。

平时每个周六，张国民都要回老宅为母亲做一顿饭。“在增建村工作时，我每天路过老宅门口，只能呆呆地往家里看看一个人住在里面的老母亲。耳聋的母亲每次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她，我却不能回家安慰她，眼泪只能在眼眶里转。她染病后，是其他工作人员转运走的；她出舱以后，我已经去了五四村工作，也不能去看她照顾她。”

——最表歉意的人是从增建村一起赶赴五四村的几位下沉干部。一位下沉干部疫情期间，亲叔叔去世了，上午在村里做核酸检测，下午去殡仪馆为老人送行，晚上就回来给村民发菜；另一位爷爷去世了，去医院看了老人最后一眼，仅能以磕头给老人送行，之后也回到了村里继续工作。“是我带他们来的五四村，要求他们处处体现下沉干部的形象，他们默默地冲在一线50多天，亲人离世都没顾得上。”张国民说。

——最感谢的人是村民。“村民们‘足不出户’在家里待了近两个月，很多租客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绝大部分没有埋怨，没有牢骚，而是积极支持、配合、理解，已经是为抗疫大局付出了最大努力。”

五四村的战“疫”历程，不啻一场马拉松。在跟记者的交流中，张国民也总喜欢用马拉松来打比方。原来，他一面是基层干部，一面是资深“跑友”。2022年以前，张国民在全国各地跑过51场全程马拉松，这次抗疫是他的“第52场马拉松”。

刚进村时，张国民就不断告诫团队成员：“我们就好像在跑一场全程马拉松。现在已经到了马拉松最艰难的35公里‘撞墙期’了，后面就是胜利的冲线，再顶一顶、再坚持坚持就到终点。”而现在呢？他自我评估：“我们正在迎来42.195公里中的最后2.195公里。一定要坚持，一定要顶住，一定不能放松。”

张国民还说：“等到上海抗疫彻底胜利的那一天，还是想尽情跑一场10公里的比赛，彻底放松一下，然后像过去一样，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后，给家人发去PB（personal best)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