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德林一家在新老房前合影。孙亚男／摄

贺德林一家在新老房前合影。孙亚男／摄

贺德林一家在新老房前合影。孙亚男／摄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玥

视频编导：孙亚男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12-26清晨4点，贺德林从炕上起身，摸过旱烟袋搅着烟叶，半分钟后才缓过神，自言自语道：“咋个梦到村里的死人，知道搬家都回来送我嘞？”说完，就披上一件“洗得黑明黑明”的棉袄，走向两公里外的新家。

“每天起床都要到新家看一眼”，是他近期的“头等大事”。

贺德林穿过漫天黄土和一道道沟壑。他身后的塬上，是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杨井镇贺崾崄村。300多户人家散落在黄土地上，不少窑洞已经坍塌，只留褪色的窗花和喜喜字在门上。为数不多的砖瓦房里，零星冒出炊烟。风沙一起，整个村子就陷在黄土中。这个拥有1000多人的村庄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属于国家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在陕北，“崾崄”用来形容连接黄土塬之间的狭窄地段。

天还没亮，64岁的贺德林不小心跌坐在一个半米深的坑里。直到在灰蒙蒙的晨雾中，整齐的27户新居映入眼帘，他才爬起来，预备和这段坑洼的下山之路彻底告别。

这条两公里长的土路，连接着新居旧宅，仅容一辆小车通行。一旦下雨，山洪会将这唯一一条连接外界的路冲断。

再过几个小时，贺家就要搬离塬上住了近半个世纪的院子，到路另一端的塬下，开始新生活。这里是拥有水泥路面的乡镇，砖房新建、人声鼎沸。

当过多年村干部的贺德林清楚，搬迁是“国家给的福利”。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陕西等22个中西部省份立下“军令状”，从2016年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帽”。

贺崾崄村在定边县“扶贫搬迁”之列。从县城到村子45公里的路上，写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大红色标语。

这个陕、甘、宁、内蒙古四省区的交界之地，一度狼烟四起，从西周起饱受兵燹之苦。历代王朝在此屯兵养马，布阵征战。明长城横贯这个边塞要地，阻断马蹄声声，不叫胡马南侵。范仲淹以“底定边疆”之意赐名“定边”。

这里也曾盛极一时，素有“旱码头”之称。秦汉时期，拥有盐湖的定边以“盐州”闻名，盐马古道成为连接三秦大地的重要商道，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城盐州》里写下“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明清时期，定边一带汉、蒙、回各族民间贸易繁盛，牧民赶着牛羊马匹在此交易，换回茶叶、布匹、丝绸。清光绪年间的《定边县乡土志》中记载，羊毛、羔皮“质色之良，不让北美南奥”。

民国以后，商贾云集的盛况不再，自上世纪80年代，定边戴上了“国家级贫困县”帽子。

8点多钟，贺德林开始吃早饭。即便是乔迁之日，碗里仍是惯常的南瓜小米粥，他特意加了一勺炒面。这个地方的人，一年四季大都吃两顿饭，早饭多以南瓜小米粥为主，午饭常吃面食。贺家的饭桌上，土豆以煎炒烹炸等不同形态在一周里反复登场，大白菜是这里最主要的蔬菜。

出生于1952年的贺德林，打小和贫困为伴。三年大灾荒在他的少年时光唱了主角。没有裤子，大部分时间他只能盖着一床遮不住脚的被子缩在炕上。20岁新婚那年，他凭着年轻力壮，咬着牙给家里挖了两口窑洞。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让贺家松了口气。“磨洋工混工分”的时代终结，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身力气的贺德林夫妇对家里的80亩土地充满期待。

吃过早饭，贺德林特意往自己的黑色棉鞋上挤了点鞋油。平日里，他都是用抹布把黄土蹭掉。妻子洗过脸，也破天荒地涂了外孙女的擦脸油。他们收拾出冰柜、电脑等，这是为数不多的要搬往新家的“旧家当”。

“儿子不让拿。”男主人指了指土炕、衣柜、沙发这些家具，它们的年纪比家里任何一个孙辈都大。这房盖于1993年，习近平和“新中国十大元帅”的画像并排贴在黑乎乎的墙上。4年前买的电视机是这间屋子里最新的家当，贺德林总是认真听天气预报里的每一个地名，虽然，他最远只到过与定边紧邻的内蒙古。

活了大半生，这是贺德林第一次搬迁。

在“全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定边，贺崾崄村存在了数百年。黄土裹着沙石翻滚，木门被风推得砰砰作响。同样的声响，贺德林的父亲听过，他的爷爷听过。往前追溯，匈奴人听过，蒙古人听过，唐时途经此地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将郭子仪听过。

在定边，“水比油金贵”。早年待客，“宁给两碗面、不倒一口水”。即使现在，用水还是靠水窖集雨。洗碗水舍不得倒掉，还要留着擦桌子、洗抹布，实在不能用了，才清洁地面。

这里十年九旱，年平均降水量不过30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8倍。即使是最耐旱的荞麦、玉米，亩产也只有50来公斤，有时甚至颗粒无收。1987年定边大旱，全年降水只有173毫米，脚踩进干旱龟裂的耕地里，虽隔着鞋子胶底也烫得完全站不住。

草木不生的黄土地逼走了他的族人，一支迁徙的队伍从定边出发，向宁夏、甘肃、内蒙古进军。曾经的塞上雄关留下边墙，墩台相望，可留不住这里的人。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还不走吗？”这位老人盯着自家塌了一半的窑洞，猛嘬了几口旱烟。

但风沙和干旱都没逼得动这个陕北汉子。

1993年，他用攒下的钱在窑洞旁起了两间新房，日子过得“将就”。此前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贺德林“胆大的乡亲”也不甘寂寞，挖石油、倒服装、包工程，举家迁徙，在城里杀出一条血路。他依旧哼着信天游，守着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他的邻里乡党，仍有不少靠吃救济粮过活。即便是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为目标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也未能改变这里贫穷的命运。

这项政策“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探索开发式扶贫”。村里根据市场行情指导农产品种植，贺德林种来种去也没致富。而在当时南中国的“现代化农田”上，产出高楼、工厂和现代化的未来。

贺德林很早就可以赶上县里的扶贫政策搬出去，可他心疼侍弄了多年的地和家里的一圈羊。

2001年，定边响应国家“整村推进”号召，开始尝试通过搬迁脱贫，动员安土重迁的农人寻找新的家园，贺德林还是没动。2011年，政府“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组织住在窑洞和危房的农户搬迁，统一新建住房并给予安置款，从改变居住环境开始“拔穷根”，贺德林依然没动。

在外工作的子女也劝他早日进城，可他只在儿子的楼房里住过一宿。这些年，他站在满目黄土的院子里，凑合着用盆子往身上浇水洗澡时，总能想起城里自动出水的淋浴。这位老人也花几袋烟的工夫听镇上的老伙伴拉拉话，讨论塬下出行容易、吃水方便的“现代生活”。

直至去年，镇上组织第3批扶贫搬迁时，贺德林在子女的催促下选择了塬下靠近杨井镇的安置点，由政府补贴4万元。当时，村子只剩下不到1／3的人口。贺家周围的20几户已经陆续搬去了镇上或者县城，留下能和他“谝闲传”的老伙伴寥寥。今年8月的一场大雨后，他年轻时打的窑彻底坍塌，才开始装修现在的新居。

上午9点，贺德林率领两个孙子把冰柜等家当挪上三轮农用车。每抬一样，他都要蹲下歇一阵，南瓜粥和那几勺炒面并不抗饿。通往塬下的土路落差60多米，骑三轮车需要8分钟，稍不注意就会翻进沟里。爬坡上坎，一车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稍不留神，锅盖就会顺着颠簸飞下山崖。飞沙走石打在身上，睁不开眼。货物太重，这辆小三轮时常在陡坡前罢工。

贺家的新居就出现在土路尽头。在一段硬化过的路面旁，27户灰色砖瓦房整齐的排列着。沿袭“腊月不搬家”的乡俗，贺家是唯一赶在腊月前装修好的一户，墙面贴着米黄色瓷砖，院墙用红砖砌成。门窗是村里时兴的落地玻璃样式，描着花鸟鱼虫图案，写着“一帆风顺”这样的吉祥话。门口的水泥路面通往集镇，现代化的养鸡场、粮食加工厂和采油厂在这里汇聚。

多年前，贺德林需要赶着毛驴车，用地里的收成交换油盐酱醋。后来，他在镇上把玉米脱粒，给电动车加油，短暂享受着城镇的便利。

将近中午，贺家女主人从老家那孔门窗已经塌陷的窑洞里端出一大锅羊肉，为庆贺搬家，儿子买了一整只羊款待前来暖房的客人。他们给老房子上锁，又回头看了看这座记录着大半人生、娶妻生子和送别儿女的院子。大红的春联已经褪色，西北风把春联上半部分吹走了，给这户黄土高坡上的人家留下了“富贵”和“吉祥”。

亲朋好友在新家聚集，客厅宽敞的沙发空着，贺德林还是习惯把客人往炕上引。他不习惯坐沙发，喜欢在客厅找个角落蹲着。几次摸出旱烟袋，瞅瞅四周又塞了回去。“人家不让，说是把白墙熏黑了。”他嘿嘿笑着看向儿子，皱纹几乎占领了他脸上的每一寸皮肤，稀疏的头发短短地贴在头皮上。

早前搬来这里的人家，撂下锄头，养起鸡、兔子来。贺德林请来了从村里走出去的养鸡专业户和土特产经销商，谋划起未来的营生。饭桌上，听到关于“现代农业”的讨论，不沾酒的他也破例喝了两杯。他琢磨着家里的地也能搞几个温室大棚，有机蔬菜会有不错的销路。

儿子贺志武为父亲这个140平方米的新家添置了淋浴、地暖、饮水机等现代化设施，只有床依然用炕代替，沿袭老辈的习俗。只不过，炕里不再烧柴，温度由锅炉控制。

多年以后，贺志武仍记得第一次使用自来水的那个时刻。在城里的姐夫家，他被邀请“洗个头”。

“那滋味太美了，就和见到了长江黄河一样。”在用骡子往返十几里地驮水的光景里，他半个多月才能洗一次，一晃脑袋，沙土扑棱棱地往下掉。为了“自来水”， 贺志武走出这片黄土地，在定边县城安家，成为贺家第一个迁徙的人。在为父亲装修新房时，他在水窖存满从镇上拉来的水，一烧锅炉，洗手间水龙头就能淌出热水。

贺德林向客人介绍新家的时新玩意儿时，总要想一阵才说得出。站在“能洗澡的浴室”前，他骄傲地向来参观新家的村民展示着抽水马桶。只是他从来都舍不得用，还是去外面的旱厕解决。“装这么多灯干啥，要是我，安几个灯泡算了。”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抱怨着儿子选的玻璃吊灯，却不时按动开关，屋内灯火通明。

“人搬了就完了吗？心也得跟着挪窝，新脑筋要取代老脑筋了。”他努力适应着这两公里迁徙带来的变化。只是在使用自来水时，他总勾着背、小心翼翼地拧开水龙头，只留细线般的水流洗手。

（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