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公益组织的探索与困境

12-24，安徽怀远县双桥集镇小街村，32摄氏度。

马燕一头汗，在当地唯一一所学校——小街中学二楼的一间普通教室里，手拿话筒，声嘶力竭地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学校条件简陋，30多名孩子挤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

这是马燕作为久牵志愿者支教的第10天。她已然适应这样的场面，但仍时感力不从心。

两分钟后，孩子们终于安静了。马燕接着说道：“今天我们上美术课。每人来领一张纸，我们用蜡笔来画。今天的主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平时嘻嘻哈哈、甚至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神情发生了变化。

在安徽怀远这群最小八九岁、最大十四五岁的孩童心中，“爸爸妈妈”这个词显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们虽有父母，但一年难得见几回；他们很想父母回家陪伴，又明白不能打扰在远方挣钱养家的父母。

公益赋权，这或许是包括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在内、中国众多关爱留守儿童NGO的努力方向。在他们自下而上的行动中——如“久牵”致力于志愿者支教、“上学路上”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歌路营”向农村住宿留守学生提供在线教育、“糖果计划”探索长期陪伴的路径、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平台扶持父母返乡创业，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国家政策不谋而合。

面对6000多万身处“制度性困境”的农村留守儿童，民政部未成年人保护处处长杨剑曾坦言：“社会组织的关爱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就NGO而言，前路显然并非全是坦途，志愿者素养、资金限制、信息鸿沟与现有政策壁垒等，都会削弱关爱与温暖的力量。

“在，总比不在强。”小街中学校长高峰却是相当认真地评价道。

“久牵”的手

12-24这一天，美术课结束后，孩子们举起亲笔所画的父母，被组织起来拍了张合影。

安徽怀远县小街村的留守儿童与他们笔下的父母。

只有少数几人面带笑容，大多数表情严肃，甚至绷着脸。而在私下单独面对镜头时，他们显得更为敏感和脆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半晌不说一句，有人一直低着头，有人已明显哽咽。

15岁的杨子龙是马燕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当其他人动笔作画时，他却与一旁的男生嬉闹。他最后所交画稿中的父亲，胖胖的、大眼睛、身穿有超人标志的衣服、胸前摆满了鲜花。

杨子龙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5年前。他在广州某处工地打工的父亲在那年死于车祸。从外地嫁入小街村的母亲送父亲骨灰回家，再出门后一去不复返，也再未给杨子龙、杨子凤兄妹打过电话。兄妹俩与年过七旬、腿脚不便的奶奶相依为命，几无经济来源，食蔬多靠邻居接济。13岁的杨子凤包办了大部分家务，对母亲既想又恨。

陈佳慧是家中三姐弟的老大。她的画中没有父母，只有瞪着眼睛的小女孩。11岁的她已知道“爸爸妈妈永远陪着我”可望不可即，想父母时会找地方偷哭，尤其是晚上时分。即便如此，她也不会主动给在浙江的父母打电话，怕影响他们上班。马燕班上的孩子大体如是。

小街村留守儿童蜡笔画中的父母。

小街村留守儿童蜡笔画中的父母。

小街村留守儿童蜡笔画中的父母。

小街村留守儿童蜡笔画中的父母。

安徽怀远是劳务输出大县。作为双桥集镇最大的村，小街村有村民5450人，其实不穷，但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外打工。在村支书陈志看来，经济账显然谁都算得明白——相比在家种玉米或小麦，打工的收入至少翻倍。

这一差别在村中屋舍上体现地最为淋漓尽致。那是简陋破败的泥瓦房与两三层别墅式小楼的区别，有些小楼还装饰着漂亮的墙面砖。

中国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始于1984年。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表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而小街村出现第一波外出打工高潮，已在20年后。

“白纸黑字的歧视废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说，2003年中国正式废除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种种明文限制，由此开始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大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流动人口突破1亿且每年增幅7%；到2010年，共有2.6亿劳动力离开户口所在地，占全国人口20%。

青壮劳动力进城“淘金”，割舍的是相对贫困的老家、年迈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孩子。

小街中学校长高峰说，该校80%以上学生是留守儿童。“平常家长会开不起来，都是爷爷奶奶在家，他们来学校走这段路我们都不放心。快春节时孩子父母回来，家长会才开得起来。”

如杨子龙兄妹般被抛弃的“事实孤儿”，“在我们学校占15%”，高峰补充道。在他看来，这些孩子的处境更为凄惨，亲情缺失、监护不到位、内心脆弱。

而或许是同病相怜，马燕才会在今年大学毕业时加入“久牵”，以志愿者身份到留守儿童集中的小街村支教。“我也是留守儿童。”她说。

马燕出生在重庆云阳县柴家村。她家在山顶，学校在对面山上，平时上学得下山、过河、再上山，成年人走一趟也要近半小时。在马燕记忆中，父母很早就离家外出打工，5岁前她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们。长期分离使马燕对父母充满恨意。她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以至于当她读小学六年级被父母接到上海时，砸掉了父母买给她的所有礼物。

马燕与另外3名志愿者都是第一次支教。不过对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而言，小街中学的定点支教活动已持续了10年。除了开设一些艺术类课程，马燕们的日常工作更多是陪孩子们玩。

在马燕眼里，她参与的这一活动，名为支教，实际相当于托管班。她对学生的出勤率表示满意：“每天基本有三四十个孩子，大部分家里条件不好，或父母工作太忙、无法在假期接孩子们去城市。”

同一天在上海，39岁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却有些心烦。他刚刚解决在江西新余支教志愿者的危机。“‘久牵’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张轶超苦笑着说，派往新余的志愿者缺乏教学经验，“控班”能力几乎为零，只能听任孩子们吵闹，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

显而易见，张轶超对今年暑假遴选出来的志愿者并不满意。张轶超本人信奉公平正义。久牵，顾名思义，强调跟孩子长久地牵手。这位复旦大学哲学系高材生在2001年读硕士期间便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开始志愿者生涯，从单纯提供物资转向独立教学、对象从流动儿童外延至留守儿童，15年来张轶超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世界不公平不能妨碍我们拥有理想。”他如是表态。

张轶超的初衷是给孩子提供快乐充实的童年，让他们感受到被在乎。这种在乎不是简单地关心考试成绩，而是他们的成长。志愿者支教的效果却令他惊喜。他发现，孩子们变得自信、眼界宽了、也有了强烈社会责任感。一些受益于久牵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久牵的后备志愿者。

不过，以两周或一月为限的短期支教问题也令张轶超苦恼。在他看来，志愿者走马观花般来了又走，往往不可能与农村孩子建立长久联系。孩子们对此有所期待，便会因此受到情感上的伤害。

志愿者人手短缺、培训不足，则是另一现实问题。张轶超坦承，2016年久牵招募20名志愿者，报名者仅三四十人。看过简历，简单面试、再培训一天，这些志愿者便匆匆上阵。而一天的培训，只能帮助志愿者按久牵要求做出基本合格的教学课件，无法使他们速成为合格支教者。志愿者中也不乏有“私心”者，只为丰富自身的履历。张轶超苦笑说，目前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

小街中学校长高峰则相当肯定久牵的帮扶行动。“没人监管，留守儿童很容易受社会上不良因素影响。特别是一放暑假，两个月放羊，孩子的安全也让我们很担忧。”他接着说道，“在，总比不在强。”

“糖果”为伴

长期陪伴对张轶超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糖果计划”创始人韩克菲把它变成了现实。

有别于其他社会公益组织，北京人韩克菲力争创造一切机会，“以较长时间的陪伴和交流，来培养孩子尊重他人、热爱生活的习惯”。

2013年，韩克菲在河南临颍县吕庄村建立了第一个留守儿童中心。他回忆，当年他瞄准了几个留守儿童集中的省份，与各地村委会联系能做留守儿童长期活动中心的场地，吕庄村因撤点并校，恰恰有个小学被废弃，双方就此搭上了线。“那时院里都是荒草，没有水电，玻璃也没几块完整。我们自己买书来学电焊、卷起袖子当水电工，一点点把学校改建起来。”韩克菲说。

韩克菲与张轶超同年，俱是出生在1977年。他干过汽车业与航空业，后来在一家美国公益组织做流动儿童帮扶，那时起开始关注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的群体。
在做留守儿童公益项目前，韩克菲并未长时间在农村待过。但据他的观察，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沟通。很多孩子不会恰当地表达需求，打架是非常普遍的交流方式。

韩克菲清楚地记得，刚来吕庄村时孩子们能因小事一天打上好几回架。“比如借橡皮，他不知道问老师要就可以，以为和有橡皮的小朋友打才行。”而长期陪伴能让志愿者在孩子心中形成稳定的形象，便于和孩子交心，进而告诉他们正确的沟通方式，以榜样的力量引导他们的行为。

90后法学毕业生董昆仑至今已在吕庄村独自待了两年。从陌生到熟悉，他说与孩子们慢慢熟络起来只用了短短两个月。“周一到周四下午，孩子放学有的愿意过来，我就陪他们画画、看书、写作业、玩，周五晚上我就放电影、动画片，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过来，而周末人就更多了，很多邻村的小朋友也过来。”

法学毕业的董昆仑在吕庄村给孩子们讲故事。

“糖果计划”暑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活动。

董昆仑更大的“使命”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帮忙疏导心绪、学会沟通。两年中，董昆仑慢慢摸索出与孩子的相处之道。“主要是根据孩子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方式。”他举例说，有的男孩老打架，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就要用“男人的方式”和他平等对话，不把他当孩子而是当朋友；对于比较内向的女生，“就是慢慢陪着她，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慢慢她会和你说。”

韩克菲认为，这种听话不是害怕而是尊重，“因为怕你失望，所以我听。”在他看来，这是长期陪伴、建立信任才能达到的效果。

在张轶超看来，如果父母没时间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长期扎根当地的志愿者完全可以替代父母的功能。对吕庄村孩子情况如数家珍的董昆仑对此不能完全同意。他坦承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

“我的陪伴是一个大哥哥、一个朋友的形象。孩子对父母的需要是24小时的，从起床、吃饭到晚上洗刷、睡觉，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董昆仑说。

邓飞“造血”

张轶超自谦久牵是“点滴的弥补”，韩克菲的“糖果计划”亦如是——留守儿童的成长需要糖果，但糖果不是主粮。
如果说他们的行动形同“输血”，70后湖南人邓飞想得更深远。他曾是调查记者，多年辗转基层的经历使他无法坐视中国农村与乡村儿童的困顿现实，于是从微博打拐起步，到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儿童防侵，直至2013年他创建了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平台。同年10月，一项名为“e农计划”的公益项目启动。

在邓飞看来，变输血为造血，吸引父母返乡，才是农村留守儿童困境的解决之道。

邓飞的理念其实很直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既然留守儿童问题的所有困境源自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缺乏爱与陪伴，那么让家庭完整、吸引父母返乡便是解决之道。“向农村捐款捐物是传统‘输血式’公益做法。要真正吸引劳动力回乡，需要农村能够自我造血，让孩子的父母看到，在家乡务农或工作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在杭州总部办公室，邓飞解释道。

“我们帮助贫困县做两件事：东西卖出去、游客请进来。”邓飞说。在他的设想中，“e农计划”结合了两种优势：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地，往往因其地处偏远保存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可以发展城里人青眯的有机农业与旅游业；一是互联网下农村，乡村健康优质的农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城市，从而利用城市居民的消费力来实现乡村增收。

在淘宝和微信微店中，“e农计划”开办的“e农春天”网店里摆满了来自鄂湘疆等地的农产品和土特产，从谷物到茶叶、从蜂蜜到葡萄，品种丰富。“e农春天”还承诺：“每销售一件产品均向公益组织定额定向捐款。”

邓飞透露，目前包括湖北鹤峰、湖南新化、云南漾濞等17个贫困县已参与e农计划，项目实施至今销售额近2000万元。

湖南人杨宗强是“e农计划”合作者之一。他本人颇富传奇色彩：作为湘西雪峰山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在上海定居12年，2008年又携妻义无反顾地回乡务农创业。乡愁在怀，杨宗强希望搭建桥梁使湘西深山农户与城市家庭直接对接，为此在2015年发起了“阳光三农计划”——向城市居民推荐湘西旅游业与农产品。杨宗强的本意是用一年半时间影响当地1500家农户，至少200家农户直接受惠，但项目进展之慢颇令他沮丧。迄今参与杨宗强计划的农户只有5家。

农产品远销上海等大城市，价格与运输成本高昂是一大原因；但杨宗强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务农者缺乏市场推广的能力。“这不是我们的长处。”说话时他露出一丝疲惫与无奈。

“e农计划”才起步，而邓飞已有了全盘考虑。它是一个系统：第一阶段与农业组织合作，第二阶段对接处在下游的农户。而只有当农户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得到持续的利益，“e农计划”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吸力当地年轻人务农、在外务工者回乡创业。邓飞并不讳言，这一愿景的实现显然还有漫漫长路。
邓飞更希望以此解决城市化制度性掏空乡村的问题。2015年，他这般告诉来访的CSR环球网：“我希望乡村有尊严。城市化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但我希望它是公平的，农民也有选择的机会……”

（实习编辑：祝闻豪）